信息是否具有实在性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如果简单地一概而论地主张信息具有实在性或直接断言信息就是一种物理实在，就有可能成为一种实在论意义上的信息主义。
如果细分，其实认为信息是实在的观点也分为不同的情况，有的是在定义信息时将信息与信息的载体视为同一的东西，于是因为载体的物质性和实在性而断定信息的实在性，有的则是侧重于认为信息的内容具有实在性，亦即关于实在的信息也是实在的，不仅如此，这样的信息还是比物质实在更加实在的东西。
前者的典型代表是物理学家兰道尔（Rolf Landauer）的“信息是一种物理实在”。他说，“信息（数字或其它的）不是抽象物，它必定和某种物理表达相联系。”他从这种联系进而将信息最后归结为某种物理表达，信息于是就成为与载体相等同的物理实在。尤其是出现电信技术后人们以为信息就是信号，也是把信息当成了载体。苗东升认为，兰道把信息载体（如数字）当成信息本身，故走向了认为信息是一种物理实在的看法。
但是，即使将信息与载体区分了，也会因为有的载体的物质性特征较弱，或者由于某些信息就被视为可以充当载体（例如小说的故事情节可以看作主题、文采、作者风格等信息的载体），而使信息具有较弱意义上的实在性。如苗东升否定兰道的上述观点时指出：信息载体是物理的，信息本身不是物理的。不过，他又认为兰道的看法提供了这样的启示：符号载体对物质依赖性的减少可能没有正的下限，随着科技的进步，信息载体的物质性或许可以减少到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当信息载体的物质性可以减少到这样的程度时，信息或许就具有了“接近”独立存在的特性？既然能够独立存在，当然也就是一种相对独立的实在了。由此苗先生的观点也变相走向了信息可以或可能是一种“实在”的立场。他的“信息进化和信息载体进化原本是一回事”、“载体的层次划分同时意味着信息的层次划分，信息的层次区别可以归结为载体的层次区别，二者实质是一回事”等看法更印证了这一点。也就是说，信息与载体在细节或侧面上的不区分可能导致整体上的不区分。这种不分甚至可以简要地表述为“载体就是信息”（例如麦克卢汉的“媒介即讯息”就与此同义），于是载体的实在性就是信息的实在性。而当载体本身也被视为信息时，就潜含“信息是信息的载体”的主张，于是信息也就可以是实在的了。为了获得“实在性”的属性而把作为载体的物质说成是信息，等价于把信息说成是物质，实质是对信息的泛化，和“一切皆信息”的本体论信息主义达成了实质上的一致。
从载体的意义上理解信息的实在性，还可能因载体与信息之间区分的模糊性而过渡到认为信息本身具有实在性，例如当持解释学立场的德理达说“文本之外，别无他物”时，这里的“文本”虽然从字面意义上是载体，但德理达的实际所指则是其中的信息内容；又如当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的家”、“哪里有语言，哪里才有世界”、世界只有进入语言之中才成为“世界”、语言就是存在本身、语言具有它的真实的存在……从而表现出一种本体论上语言主义时，这里的“语言”虽然也是严格意义上的语义载体，但实质所指仍然是语言的信息内容，因为作为物质载体的文本和语言符号在他们那里绝不可能有那么“重要”而“特殊”的本体论地位，否则他们就不过是在强调某种物质现象的重要性，就和一般的唯物主义没有什么区别。只有当他们强调的是这些载体所表达的信息内容时，才显示出了某种可归类为信息主义的主张，至少是在主张信息的某种形态才是唯一真实的、可靠的实在。
在这样的视野中，就会认为信息不仅是实在的，而且是唯一的实在，比物质更实在：物质是信息的派生物，世界先有信息，后有物质。无论物理性的还是心理性的现象都不如信息更实在，例如K．塞耶尔的“信息实在论”就表现出这样的倾向，他认为，信息是比心理、物理更基本的一种实在，具有物理器官和心理功能的人是信息过程的产物，而且决定心理物理过程的根本因素是信息，因此控制论中的信息、反馈等概念适宜于描述心理事件和生理事件，它们是把心理学与物理学、认知心理学与神经科学统一起来从而建立科学的心身学说的基础。又如弗洛里迪分析了在泛计算主义者的眼中，信息世界是一个真实的、实在的世界，而物理的、有形的世界倒是应当由信息得到说明的东西。
这种主张的古代表达形式是柏拉图的理念论（现实只是理念的摹本），另一种现代形式则是鲍德里亚的“仿真比真实的更真实”。由此来看某些虚拟实在，它们“没有本源、没有所指”、不模拟任何“原型”，自足地构成了一种自我本体，它自己就是自己的原型，比真实还要真实。对作为一种特殊信息态的虚拟实在的类似分析也包含了这样的旨趣，例如认为它是“一种反过来改变普通实在的实在”，从而具有了更重要的价值。日常生活中我们有时也会问：实在的东西是以实体的形式保存下来更实在，还是以信息的形式保存下来更实在？例如当一个人的肉体消亡后却能“万世流芳”的话，也是以某种方式显示了“信息比实体更实在”或“信息比物质更实在”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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