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持这样的主张，则世界的实在性就需要用信息的实在性来说明，或认为信息是统一世界的基础，物理的、有形的世界倒是应当由信息得到说明的东西；实在的本质是信息，信息可以先于实体而存在：“我们不可能在实在与信息之间作出任何有意义的区别，也就是说信息与实在是相同的：如果我们探究了信息的基本单元，也就自动地探究了实在世界的基本单元。”我们甚至还可以从生成论的统一性上来看这个问题：质量、能量、信息都是生成的，它们之间是可以相互转换的。如果要解决生成的机制，就要从信息的“启动”入手。
又如，还是在惠勒那里，正是实在对于观察者的提问给出的是--否回答才使得实在成为实在：“当一个光子在吸收之前，它并不是真的实在：而当它被吸收，从而被‘测量’时，就有一个比特的不可分割的信息加在我们已知的世界上，并且，同时，那一个比特的信息决定了这个世界的一小部分的结构。它创造了那个光子之所与相互作用的时间和空间的实在性。”所以现实性的基础并不是量子，而是信息。当一些学者认为电子并没有那种在运动变化中保持自身同一性的“实体性”和“实在性”，而仅仅是组成可观察现象的一种方式时，这也是在将对象的实在性加以“信息化”的主张上靠近，它类似于一些科学实在论者的主张：“科学实在”只能被理解为仪器的一种显现，一种只有在测量这类信息的摄取活动中才具有实在性。这类主张也可表达为“信息建构了实在”，即只是某种特殊的信息形式（通常是语言）才使对象得以显现和存在。这样，“实在”从到尾都是被各种信息手段进而信息本身所“纠缠”乃至建构和决定的。当科学知识社会学中“强纲领”主张不仅科学理论是被建构起来的，而且科学事实和科学对象也是被建构起来的时，所建构的工具无非也是仪器、语言、观念等信息“装置”或内容，从而也是和上述实在论意义上的信息主义异曲同工的。
这样，信息不仅自身是一种实在，而且其他一切实在都是由信息所建构起来的——没有信息活动的时候就没有实在，相当于月亮在无人看它的时候是不存在的。弗洛理迪进一步把它归结为：我们操作对象实际就是操作信息，在操作信息中产生了对象；这就是说，我们以往把程序看作是某种对象的摹本或者副产品，而现在应当反过来，把所有对象本身看作是被操作的信息。他认为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视域转变，因为信息社会中现实究竟是什么越来越取决于我们对信息的操作。比如克隆生物体或探索水星，实际上都是信息的操作行为。因此“信息客体”不仅意味着被我们承诺的本体论，而且意味着我们操作或生产的对象。
还有这样的看法，认为实在产生于人所赋予的信息：“在现实主义看来，存在具有某种秩序，人类的大脑通过一些本领可以发现并描述这些秩序。我认为，现实的任何重要细节并不是等着我们去发现，世界是一种熵（entropic），也就是说，它并不是严格按秩序排列的——然而世界的多样性是有限的，人的大脑能够抓住基本的东西并把某种秩序加诸于广博而灵动的有限自然。用通俗的话来说，自然界并不存在经度和纬度，但是，如果把这种特定的、虽然不一定是惟一精确的符号结构加诸于地球之上，那么空间结构就被赋予了一种秩序，井被确定下来，这就在一定范围内达到了人类的目的。”无论这世界有着什么样的秩序，它既不是我们基因中本来就有的也不是完全由自然提供给我们的。正如生物学家J．Z．杨（J．Z．Young）所说的，“我们每个人的大脑确实创造了他自己的世界”；艾略克·伏格林（Eric Vogelin）认为历史的秩序是“秩序的历史”——人们赋予这世界重要性、秩序和意义等种种形式，都来自人类自己的智力加工机制。这也类似于恩斯特·卡西尔的符号主义本体论：人类生活在一个新的现实维度中，这是一种符号的现实，通过这种能力机制，存在得以产生。
如果再对信息的理解附上“时代气息”，看到由于信息的“数字化”在当代所具有的特殊意义，则还可能有如瑞菲尔·凯普偌提出“数字本体论”一类的本体论信息主义：“在当今数字技术构成的框架内，数点和数据可以说是电磁媒体中的‘知识、信息载体’。这就意味着不仅创造了数字存在物，而且更重要的是所有存在物被解释为数字存在物”，“信息革命不仅涉及电脑运算和数字信息给哲学带来的影响，而且还关注这样一个普遍性的观点——根据这个观点我们认为，我们具体理解事物的存在，直到我们能够使事物数字化。”“呈现于数字形而上学形态的数字本体论充溢于我们整个社会，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包括我们的科学方法和哲学思考。这就是我们的‘时代精神’。”我“赞成从本体论（而不是从形而上学）的角度阐释对存在的数字构建，数字构建允许我们使存在相对化。根据这样一种理论——一种避免形而上学盲点、把存在作为人类存在的‘无标记空间’加以关注的理论，存在的数字构建可理解为一种可能的世界构建，不可理解为一种数字的毕达哥拉斯哲学。”也就是说，当事物被技术化为数字信息时，同时也就包含着逆向地走向数字信息建构事物的本体论主张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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