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主义一词最初由提出，原初语义仅限定在社会学范围之内，20世纪90年代起，曼纽尔·卡斯特陆续出版了“信息时代三部曲”（《网络社会的崛起》、《千年终结》和《认同的力量》），不断使用“信息主义”（informationalism）一词，用它来描述以信息科技为基础、以网络技术为核心的新的技术范式，认为它“正在加速重塑社会的物质基础”，已经对当代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和全部社会生活以及相应的制度都产生了深刻而重大的影响，导致了社会结构的变迁，“并引出相关的社会形式”，因此被视为“整个世界最有决定意义的历史因素”。
在卡斯特那里，“信息主义”也是一种发展方式，与工业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工业主义以经济增长为取向，亦即追求产出的极大化；信息主义以技术的发展为取向，亦即追求知识的积累，以及信息处理更高层次的复杂度。”这种新的发展方式是从20世纪最后25年开始的，由此可以将历史的坐标轴区分前工业主义、工业主义与信息主义。
在卡斯特看来，信息主义的出现是和当代信息技术联系在一起的。正是信息处理和沟通技术的变迁构成了我们社会正在经历的革命的核心，整个社会物质文化的转变是环绕信息技术而形成的新技术范式促成的。他尤其强调信息技术中网络技术的重要性，认为信息主义造就当代社会的过程也就是一个网络社会的崛起过程，网络建构了我们社会的新社会形态，而网络化逻辑的扩散实质地改变了生产、经验、权力与文化过程中的操作和结果，因此可以说信息主义就是由网络及其所根植的信息技术衍生出来的。在这个意义上，卡斯特的信息主义可归结为对信息技术尤其是当代的网络技术的崇尚。更直接地看，这种信息主义实质上是“信息技术主义”或者“当代信息技术主义”乃至“网络主义”，所表达的是计算机和网络这样的信息技术对当代社会的决定性影响，某种意义上这是对当代社会变迁的技术根源的刻画。
信息主义仅仅在社会观意义上使用，多少有些“大词小用”，言不尽意。仅从技术－社会观上理解的信息主义，显然是不够的，首先从词义上就不能构成最贴切的理解。“信息”而且“主义”之后，与其说是关于“信息技术”的主义，不如说是关于“信息”的主义……于是，就需要从卡斯特的专有意义上加以扩张，由此所构成的问题也上升到哲学的层次，这就是所谓的“哲学信息主义”或作为世界观的信息主义。
由于“信息”的哲学性，由于信息不仅是一个日常生活与科学技术的范畴，而且早已被公认为一个哲学范畴，这也使得信息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哲学问题，从而“信息主义”也必然要纳入哲学的平台上分析，所以信息主义也必然成为一种哲学主张。而且，由于“信息”本身不仅能用来解释社会，更可用来解释世界，所以信息主义作为一种视角，完全可以从一种社会观延伸为一种世界观从而走向哲学。即使在哲学内部，由于哲学问题也需要从信息学的角度加以解释，也使得哲学必然走向信息。这种双向的需求，充分地表明了哲学信息主义产生的必然性。或者说，当“信息”成为一个世界观问题、而人们又用信息来解决世界观问题和确立一种新世界观时，就形成为信息世界观，信息世界观的进一步发展，就是信息主义世界观。
从客观逻辑上更是如此。信息时代中一种全面的文化转型必然导致哲学观念转型，或必然上升、总结为一种哲学转向，由此形成一种“从信息角度来观察事物的迫切需要”。如果说工业时代导致了崇尚物质和能量的世界观及相应的主导性哲学——物质论和机械论，信息时代就有可能导致崇尚知识和数据的另一种世界观和另一种主导性哲学——信息主义。于是，技术－社会观上的信息主义就成为哲学信息主义的一种生产力和物质性基础，一种时代性的导因。
从信息和信息技术的互不分离性亦可看出，信息技术是（人工）信息存在和传播的形式，形式的发达，导致了形式层面的技术信息主义。但从对形式的认识必然深入到对内容的认识，从而由形式层面的技术信息主义过渡到内容层面的哲学信息主义，它使得信息主义的世界观价值得以充分体现。这也是信息化从手段落实到目的、意义和实质的层面。
这样的哲学信息主义也是可以多层次、多视角的。
从哲学上主张信息主义的种种观点并不是完全相同的，其坚持的立场有强有弱，所持信息主义的视野也有宽有窄，可视其为哲学信息主义的不同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将信息问题视为哲学问题，或认为哲学应该关注信息问题，强调信息作为哲学研究对象的重要性，从而认为需要有一种“信息的哲学转向”或“哲学的信息转向”；它可以归结为一种对以前被关注不够的“信息世界”加大研究的“哲学呼唤”。这是最初级的或“最低纲领的”哲学信息主义，也是最弱或最温和意义上的哲学信息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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