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主义是信息帝国的世界观，它虽然已经形成为一种具有广泛影响的社会思潮，但对其含义和表现形式则有莫衷一是的看法，其存在的历程和演进的过程遍及从日常生活到学术研究的诸多领域，也显示出一种从社会观到世界观的动态提升和扩展，从而带来某种新哲学问世的景象。
一涉及到信息主义，通常的首要问题是：什么是信息主义？
简单地说，信息主义就是对信息的过度推崇；稍微复杂一点说，就是将对信息的这种过度推崇上升到学理的层面，通过一套理论表达出信息的极端重要性，这种重要性如果主要是体现在论证信息对于社会发展的作用和价值，则可称之为社会观意义上的信息主义；而如果是体现在论证信息对于整个世界的意义和地位，则可称之为世界观意义上的信息主义。前者也可称之为社会学信息主义，后者则可称之为哲学信息主义。
学理上的信息主义通常也可以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来，形成所谓的“朴素信息主义”，这就是对日常经验中所认识的信息及其重要作用加以简朴的概括和总结。
对信息的重视古已有之，但并不一定构成信息主义，像古诗中“梦断美人沉信息，目穿长路倚楼台”；“塞外音书无信息，道傍车马起尘埃”；“雁过故人无信息，酒醒残梦寄凄凉”；“荡子江湖信息稀，疲兵关塞肌肤裂”；“欲传春信息，不怕雪埋藏”；“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等等，都表达了日常生活中对信息的渴求乃至赞美。稍进一步，在攻城掠池和安邦治国的“大事”中，信息或信息手段的重要性更是早已被人们所体认，所以才有如下之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攻城为下，攻心为上”，“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心中悦而诚服也”，“一言可兴邦，一言可灭邦”，如此等等。而当我们的古人用击鼓传信、烽火告警的方式来通知外敌入侵时，就标志了他们在实际需要的促进下不断“发明”种种能够迅速传递信息的“技术手段”，成为远古时代为实现远距和及时通信的一种方式，同时表明了信息和信息技术在通常的“军事活动”中的极端重要性。这种重要性不仅为我们的古人所认识，也成为某种“普世”的共识，于是有了“三张敌对的报纸比一千把刺刀更可怕”、“一说客能抵千军万马”、“一条信息几乎可以颠覆一个政府”等等说法。
即使我们不能称上述现象为“信息主义”，也可以认为这些都是采取了一种区别于“物质视角”的“信息视角”。以下是一个如何识别特修斯之船（The Ship of Theseus）的古老的思想实验，其中就体现了是采用“物质视角”还是“信息视角”的问题：
“特修斯之船”最早出自普鲁塔克的记载。它描述的是一艘可以在海上航行几百年的船，归功于不间断的维修和替换部件。只要一块木板腐烂了，它就会被替换掉，以此类推，直到所有的功能部件都不是最开始的那些了。问题是，最终产生的这艘船是否还是原来的那艘特修斯之船，还是一艘完全不同的船？如果不是原来的船，那么在什么时候它不再是原来的船了？哲学家霍布斯后来对此进来了延伸，如果用特修斯之船上取下来的老部件来重新建造一艘新的船，那么两艘船中哪艘才是真正的特修斯之船？
一种解读：对于哲学家，特修斯之船被用来研究身份的本质。特别是讨论一个物体是否仅仅等于其组成部件之和。一个更现代的例子就是一个不断发展的乐队，直到某一阶段乐队成员中没有任何一个原始成员。这个问题可以应用于各个领域。对于企业，在不断并购和更换东家后仍然保持原来的名字。对于人体，人体不间断的进行着新陈代谢和自我修复。这个实验的核心思想在于强迫人们去反思身份仅仅局限在实际物体和现象中这一常识。
就是说，我们如何识别一个在物理构成上不断变化的对象，是根据其物质成分还是根据其“形式”、“结构”和贯穿其中的“精神气质”、“文化传统”？如果根据后者，就至少是更看重“信息”对于保持一个对象“是其所是”的作用，某种意义上这种视角和方法论就是信息主义的前身。
今天，“信息”已成为现代人的生命要素之一，我们的日常生活同信息日趋紧密地相连。如同维纳所说：“接受信息和使用信息的过程就是我们对外界环境中的偶然性进行调节并在该环境中有效地生活着的过程”，“所谓有效地生活就是拥有足够的信息来生活”，“要有效地生活就要有足够的信息。所以，正像通信和控制属于人的社会生活那样，它们也是人们的内部生活的要素。”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信息的重要性。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每天都在与信息打交道，或者接收或者输出信息，我们从过去离不开与人的面对面交谈，到后来离不开报纸书信、广播电视，到今天离不开计算机、网络和手机，以至于“一关上电脑，你就觉得与世隔绝，总担心自己错过一些重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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