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时代，“信息”成为了一个十分耀眼的词汇和符号，以它为前缀或后缀的词组层出不穷，且个个闪烁着时代的光辉，令人景仰和追逐，以至于信息时代的来临，建造了一个“信息帝国”；抑或说，“信息时代”就是“信息帝国”的同义语。
“信息”的这种强势出场，与当代信息技术的问世并给我们的社会乃至整个世界造成的巨大变化联系在一起，信息技术的神奇功能使得“信息”也被附上巨大的魔力，成为能够“呼风唤雨”、主导社会乃至整个世界的“决定性要素”，于是我们似乎看到，无所不能的信息和信息革命，使得信息成为引导物质的力量、信息技术成为主导人类历史的决定性因素、信息文明在当代则引领整个人类文明，信息化导致了经济繁荣、政治昌明、文化兴盛……信息革命带来了社会乃至整个世界的艳阳高照、莺歌燕舞……这就是信息和信息技术正在展示的神奇功能。由此导致一种“新社会观”乃至“新世界观”的形成，这就是“信息主义”。
可以说，在信息帝国崛起或信息主义兴盛之前，至少在工业社会时代，是“物质帝国”或“物质主义”占据着统治的地位。那么信息帝国的崛起是否意味着物质帝国的衰落？是否意味着信息对物质的“霸权”时代的来临？
在一些人的描述中，确实可以看到物质的重要性似乎在信息的重要性面前消退；如果以前的年代是只见物质不见信息，那么信息帝国的年代似乎又在走向另一个极端：只见信息不见物质，或物质被信息的泡沫所掩盖。
例如，经济领域似乎就显示了这种关系。信息经济的兴起使人们普遍认为信息正在成为比物质、能源和货币资本更重要的资本，经济极大地依赖于知识、技术人才等信息资本，经济的主导性质从物质经济变成信息经济、从实体经济变成虚拟经济，从现实经济变成未来经济，从物品经济变成体验经济，从生产主义的经济变成消费主义的经济，而消费中又是所谓“符号消费”为主导……所有这些特征的变化，都被统摄到信息经济所带来的经济革命之中。随着信息经济的兴起，发达国家的主导产业从物质性的制造业转向了研发、金融、营销为主的虚拟产业，智力产业或知识产业成为经济的核心，它们均属于“信息经济”或“知识经济”的范畴，在产业链中居于高端的位置，或者说知识的生产成为首要的产业，具有重大的价值，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强大功力，信息工作者成为中心人物；而体力劳动的经济意义退居次要，随之物质性的制造业主要由富集体力劳动者的发展中国家承担，并被发达国家视为“夕阳产业”，这无疑表明了经济领域中信息帝国的崛起是和物质帝国的衰落联系在一起的。当代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还在80年代的一段名言就典型地从经济上反映了上述的“新关系”，他说：“知识是今天惟一意义深远的资源，传统的生产要素——土地（即自然资源）、劳动和资本没有消失，但它们已经变成第二位的。假如有知识，就很容易得到传统意义的市生产要素。”
政治领域似乎也有这种迹象。政治强国在今天被赋予越来多的“软实力”成分，它们不再仅仅是追求从武力上征服殖民地，而是力求向他国输出自己的价值观，即对他国公众的心灵世界产生文化影响，也就是我们古人所说的“攻心为上”。这种征服心灵的能力说到底也是一种信息影响力。在这个意义上，信息不仅成为直接的经济力，也成为直接的军事力和政治力；“信息政治”日益成为一种更强大的政治。由信息实力构成的“软实力”似乎正在取代由经济、财富、物质资源、武装力量等物质实力所构成的“硬实力”，成为决定国家之政治地位的最主要因素。甚至作为政治争端的最极端化形式——战争——也成为了由信息实力起决定作用的“信息战”。总之，信息是更重要的权力，是比资本更重要的战略资源。这一点也为系统哲学家E．拉兹洛1992年在题为《决定命运的选择》的报告中所精辟阐释：“在20世纪末至2l世纪初，规定世界上权力与财富性质的游戏规则已经改变……一个比黄金、货币和土地更灵活的无形的财富和权力的基础已在形成。这个新基础以思想、技术和通讯占优势为标志，一句话，以‘信息’为标志。”
不仅对社会现象的看法从而在社会观领域中如此，而且在世界观领域中也是如此，这就是从过去强调物质实体为世界的基石，转变到强调“关系”、“结构”、“形式”等方面为世界的新的基石，并视“物质实体论”为传统过时的本体论或存在论，而后者则直接属于或本质上关联于“信息”范畴，从而意味着力求从物质本体论过渡到“信息本体论”，甚至将这种新的本体论或世界观直接表达为“万物源于比特”或“信息比物质更实在”，并将揭示信息的哲学特征的“信息哲学”置于“第一哲学”的位置，由此，“世界观信息主义”宣告问世，信息帝国的疆界也就从人间社会扩展至全部宇宙，信息主义也从一种社会学变成一种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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