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以著名思想家为代表，那么信息技术决定论的主要理论形态中，最著名的有麦克卢汉的“媒介决定论”和波斯特的“信息方式决定论。”
媒介是一种信息技术，麦克卢汉进一步视其为最基础和最根本性的技术，因此他的思想可以被总结为“媒介技术决定论”。
麦克卢汉的一个总体观点是“媒介塑造历史”，此话出自他一段评语：“汤因比一点不了解媒介是如何塑造历史的”，从中可见其历史观信息主义的典型表述，即人类的发展史就是一个由媒介的发展所决定的历史。此即所谓“媒介历史观”。这种“媒介决定论”的社会观和历史观，是技术决定论的一种特殊理论形态。
麦克卢汉一反过去人们只重视内容不重视媒介的做法，对社会科学家们长期以来忽略了对媒介本身的观察和研究表示不满，认为怎样接收信息（即使用什么媒介）比接收什么样的信息更重要，因为人类有了某种媒介才有可能从事与之相适应的传播和其他社会活动，因此，他的看法也被归结为：“从漫长的人类社会发展过程来看，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讯息’不是各个时代的传播内容，而是这个时代所使用的传播工具的性质、它所开创的可能性以及带来的社会变革。”所以，媒介传递的真正“讯息”是它本身对受众的刺激，而非它所传递的内容，这就是他的“媒介即讯息”的思想。他揭示了媒介不仅是形式，而且就是内容，相同的内容，用不同的媒介去表达，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文字不同于图像，广播不同于电视。因此对一种媒介的使用，同时就是对人的某一或某些性质的强调，形成不同的性质的要求。例如，公共人物的魅力，在印刷文化中是依靠他们文章的气势，在广播时代要赖其语音的悦人，在电视时代全仗在摄影镜头下的表演得体。媒介的重要作用尤其体现在，历史的不同形态和阶段是随着媒介的变革而形成和出现的，也就是历史发展是由媒介的发展决定的。在他看来，文化中一切的变化，都是媒介的结果，都可以从媒介中得到理解。用他自己的名言来概括就是：“一个时代的标志便是这个时代所用的媒介”；一种媒介进入巅峰、盛极一时时，“它就成为那个时代的精神”。
媒介不仅是信息的传播方式，而且也是信息的生产方式，从社会信息的普遍性来看，一个社会的特征也必然表现为其信息的传播和生产的特征，从而表现为媒介的特征。怎样生产和传播信息如同怎样生产和流通物质产品一样，对时代特征起着重大的影响作用。
在麦克卢汉看来，信息传播方式的任何一次变革都会引起社会的巨大变化，以至于一个时代的标志便是这个时代所用的媒介。历史文化中一切的变化，都是媒介变革的结果，都可以从媒介中得到理解。媒介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历史的一切进程和现象，传播媒介是区分不同社会形态的标志。具体说来，三种主导媒介决定了历史的三大宏观阶段：一是无文字、非拼音的象形文字或会意文字，这种主导媒体决定了第一阶段的文化：整个原始文化和拼音文字以前的那些古文明；二是从拼音文字到印刷媒介的出现，这是西方文化在分散世界史中的阶段，以及现代社会在西方兴起并向全球扩张，把全球带入统一世界史的阶段；第三阶段以电力媒介为主导，从电报（1844）、电话（1877）、电影（1895）、广播（1906）到电视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普及，显出电力媒介进入主导地位。根据媒介技术的不同可以将文化史的时代区分为：口头文化一书写文化一活字文化一电子文化，相应的技术的时代则可区分为：原始技术一活字或机械技术一电子技术；由此使得人类社会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部落化、非部落化（机械文明）和重新部落化（电子文明）。这就是媒介技术与人类文化的历史发展所形成的对照，或者前者所导致的后者的更替。
尤其是关于新型的电子媒介，麦克卢汉认为它带来了全球性的相互依存，从而按照“地球村”的形象重新塑造世界，它“使我们的感官膨胀，仿佛一夜之间就在全球罩上了一张硕大无朋的宇宙薄膜。”
媒介不仅决定社会的进程，也决定人本身。麦克卢汉力图说明，“人是媒介的产品或结果，而不是相反”，这就是“媒介决定论”：“虽然人对媒介有一些控制能力，但发号施令的是媒介。”媒介对人的具有一种普遍的改变效应：“任何媒介的使用或人的延伸都改变着人际依存模式，正如它改变我们的各种感觉的比率一样。”而当人的“感官比率发生变化时，过去看上去清楚的东西就会变得模糊，过去模糊的东西会变得清楚”，也这就是说，“新的感官比率又推出一个令人惊奇的新世界。”
信息技术决定论的另一个著名代表波斯特则用“信息方式”来说明信息技术对社会和历史的决定作用。他将信息方式类比于马克思的生产方式，认为可以从这个新的视角来考察社会的变化。信息方式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信息的传播方式。类似于麦克卢汉的三种主导媒介的划分，波斯特也认为人类的信息传播方式经历了“口头传播”、“印刷传播”和“电子传播”（实际上是信息技术发展的）三个阶段，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特征，并形成了不同的人际关系结构。例如，第一个阶段即口头传播时是符号的互应，人和人是一种面对面的关系，所以人被构成了语音交流中的一个位置；第二阶段即印刷传播时则是意符的再现，此时的自我被构建成一个行动者，它处于理性与想象的自律性的中心；第三阶段即电子传播时是信息的模拟，该阶段的持续的不稳定性使自我失去了中心化位置，成为分散化和多元化状态。在每个阶段，语言与社会、观念与行动、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各不相同。他还从“电子介入”的说明方式进一步扩展为“信息技术介入”的说明方式，并用后者考察人类整个文明社会的历史进程，从而使我们看到在这个意义上，传播史就是人类文明史，作为传播技术的信息技术的演变建构了整个人类历史的演变。“信息保存和传输的每一种方法，都深深地交织在构成一个社会的诸种关系的网络中。”而不同历史时期社会的性质和整体面貌，无非就是这里提到的“社会的诸种关系的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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