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主义的另一种说法，就是“信息决定论”，而如果将其中的“信息”更多地理解为当代信息技术时，就有了以“信息技术决定论”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信息主义，这种信息主义在社会历史观的领域有大量的表现。换一个角度说，信息主义直接起源于当代信息技术，信息作用的突显奠基于当代信息技术的强大威力，所以如果从直接性或技术基础上看，信息主义常常以“信息技术决定论”表现出来，尤其是社会观上的信息主义就与信息技术决定论直接等价，而历史观信息主义就与媒介决定论基本同义，社会历史观上的信息主义实质上是一种信息技术主义，在这个意义上，信息技术决定论实际上信息主义的社会哲学或历史哲学形态，是技术决定论在信息时代的表现形式。在这个领域中，麦克卢汉、波斯特、卡斯特等人的观点成为典型代表。同时，在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中也分别兴起了由信息技术决定的经济信息主义、政治信息主义和文化信息主义，而在一般的形态上，则出现了作为一种技术哲学范式的信息技术决定论。
作为一种理论范式，信息主义有一个从社会观到世界观的演变过程。而当信息主义主要是一种社会观时，它对“信息”的强调和崇拜实际上是对当代信息技术的推崇，这种视野作一种历史观的扩展，就是对一般信息技术的历史功绩的推崇，其最强表达，就是“信息技术决定历史”或“媒介决定历史”。换个角度说，如果认为技术造就了一切过去的时代、而信息技术造就今天的时代，这是一般的技术决定论；如果认为信息技术不仅造就了今天时代，而且也造就了过去的一切时代，即人类历史一切阶段上的主要特征都是由信息技术造就的，那么这就是信息技术决定论。
信息技术由于是处理和传递信息的技术，所以也被称为媒介或传播技术，对这种技术的重要性，不少思想家有过专门的论述，如杜威说：在所有事物中，传播是最为奇妙的；社会不仅因传递和传播而存在，更确切地说，它就存在于传递与传播中；麦克卢汉则指出：就像鱼没有意识到水的存在，媒介构成了我们的环境。如果进一步强调媒介的传播功能，就可能主张“所有的智慧都集中在信息的传播起点上，信息的传播决定着一切”。
“媒介”通常是指信息传播的媒介，其扩展的功能还包括信息的储存和表达，在这个意义上，符号、语言、纸笔、电话、电视、网络等都是媒介，它们的总特征就是行使信息载体的功能，并且是区别于自然载体的人工载体。目前公认的人类历史上已发生的“五次信息革命”实际上就是信息媒介技术的五次大发展，因此也被称为人类的“五次信息传播革命”：第一次是语言（口头语言或言语）的使用，语言成为人类进行思想交流和信息传播不可缺少的工具；第二次是文字的出现和使用，使人类对信息的保存和传播取得重大突破，较大地超越了时间和地域的局限；第三次是印刷术的发明和使用，使书籍、报刊成为重要的信息储存和传播的媒体（纸和印刷术，都属于媒介范畴，但纸直接作为载体，印刷术作为提高载体信息量和传输力的技术）；第四次是电话、广播、电视的使用，使人类进入利用电磁波传播信息的时代，也被称为无线电技术的发明和应用，包括电话、传真、录音、电报等；第五次是计算机与互联网的使用，即网际网络的出现。除此之外还有“三种说”的媒介历史发展分期法：感性的感觉媒介，对时间和空间的感觉就属于感觉媒介；符号交互媒介，符号化的音乐、语言、图像和特定的形体动作等；技术性的传播媒介，收音机、印刷物、电影、电视、网络、手机、电话等，通过技术手段提高社会交往的效率、强化社会知识的生产能力、加快社会知识和信息传输的速度。或者将五次信息革命中的后三次归结“三次传播革命，在”三次传播革命”中，“最早是印刷业革命，即信息生产的机械化，它提高了识字率，扩大了英帝国的统治范围。第二次传播革命贯穿于整个上世纪，通过电子技术将信息生产与信息传递结合在一起——这一过程从电话、电报，一直延伸至电视。如今，第三次传播技术革命将信息存储器和检索器与电话、电视、计算机联结在一起，产生出新的宽带通讯系统或‘信息服务设备’。”
无论是五次还是三次媒介革命，都给当时的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影响，有的甚至造就了不同的“文明时代”，从而形成了我们通常所说的“历史”。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从一定意义上讲，也就是一部人类传播与利用信息的历史。离开了信息交流，人类社会既难以形成，也难以维系，更难以发展。”卡斯特说到，纵观整个人类历史，知识和信息，加上它们的技术基础，一直与政治或军事统治、经济财富和文化霸权紧密相关。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所有的经济都是基于知识的经济，所有的社会就其核心而言都是信息社会”，即基于不同的信息技术基础之上，并由其造就出不同特征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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