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与技术之间的相互建构到解构再到重构，大略也反映了人文技术观从技术乐观主义到技术恐惧主义再到技术控制主义的演变过程，也表明我们正在走向一种新的技术人学。
从“人学”是关于人的学说这一界定来看，除了有一种总体上的人学理论之外，还必定存在着若干分支的人学，技术人学就是这样的分支之一。
人是多种属性的集合体，他和周围的事物（包括自己的创造物）发生着多重的关系，正是在这种关系中他创造和被创造、展现和被赋予丰富性。然而在人身上集合着的丰富性又是可以分解或分析的，并且只有经过这样的分析，才能获得对于人的深入的、细节的知识；人学的分支就是探究这些分析的方面的，而技术人学就是探究在科学技术维度上人所展现出来的特性。
从“世界观就是方法论”的意义上，人学不仅是一种理论学说，而且也是一种思维方式，我们平常所说的“人文思考”就是这种思维方式的运用。技术人学，从方法论的角度，就是对技术的人文思考，就是以人为出发点和归宿去观察技术的效用、意义和目标等等。
如果技术人学是对技术的人文思考，而我们又知道技术哲学是对技术的哲学思考，那么就必然引发出技术人学和技术哲学的关系问题。其实，只要界定了一般的人学和哲学之间的关系，就不难归结技术人学和技术哲学之间的关系，那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把前者也看作是后者的分支；更具体地说，技术人学是对技术哲学的问题域的接续和扩展，是对技术哲学中涉及到人和技术关系的那部分内容的详细展开。
由此看来，技术人学就是人学和技术哲学的结合部，其论域就在于从人和技术的相互关系中去研究人和技术。在它的视野中，人是技术化了的人，技术是人化了的技术，它们互相规定、互相影响和互相作用，从而使得在技术作用下的人和在人“染指”下的技术都富集了深厚的哲学意蕴。探讨这种意蕴，既承接了历史文明的成果，又构成现实文化的一个重要课题。
技术与人学的当代融通，使得新的技术人学致力于从总体上将关于两个世界（技术对象所构成的世界和人学对象所构成的世界）的一般知识结合起来，从人文的眼光去观察技术。它要全方位地揭示技术对于人的利弊功害效应，即包括其正面的、人性的效应，也包括其负面的非人性、反人性效应，从而对技术作用于人的直接效应有一个合理的、清醒的界定，由此确立我们对待技术的辩证理性态度；它还要揭示技术的人类学价值，阐明技术和人之间是如何互相创造、协调进化的。尤其是人在创制和发展技术时，是如何将自己从动物界中提升出来，又如何演进成为今天这种具有强大的实践和认识能力的主体的？这种演进的未来前景是什么？从而技术对于人类的命运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它更要探究技术和人文精神的关系，探究技术对于人的自由、尊严、主体性乃至“终极关怀”具有什么意义，它对于人的全面发展和整体幸福能够提供什么和不能够提供什么，从而如何与人文精神接缘才能为人类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或许，它还需要探讨技术与人的本性之间的深层关系，像人的善恶、人的“利他性”与“攻击性”、人性中的崇高方面和卑劣方面，是否曾经受到过技术发展的影响，以及在将来是否可以用技术作为手段去加以改造，从而“人”的含意在技术的作用下能否发生本质性的改变，如此等等。
当然，它也要理性地审视人在技术发展中的作用，同样也包括正反两个方面的作用，即人在什么情况下是推动技术的能动主体，在什么情况下又会成为技术发展的阻碍。从实践意义上说，技术人学的宗旨是要寻找技术与人的最佳结合方式，即科技文明与人的发展、技术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最佳结合方式，探究技术合乎人性的发展战略与道路，也需要探究有利于技术健康演进的主体精神风貌。
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所能展示的内容，不仅是用人文的眼光观察技术后对于技术的新认识，而且是对技术作用和影响下人被赋予的新的丰富性的展示。这反映着技术与人之间，确实有着双向互动的关系，揭示出两者之间相互作用的机制、本质、类型及演进趋势，无论是进一步理解科学及其内含的精神，还是把握人的特性及人文精神，都有不可低估的价值。因此，这样的考察，无疑可以将我们对物性与人性的认识引向幽深，并对人与世界的关系作出新的综合。
技术的不断演进，尤其是近现代以来不断发生的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是将人类社会不断推向新纪元的强大动力，它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劳动实践方式、行为交往方式、生活情感方式以及思维认识方式，而且也对人的伦理道德、理想追求、政治期望、主体意识及社会责任感产生了重要影响。从我们日常性技术性生存中还可以看到，为人而来到世间的技术，经常“悖逆”人的愿望与“旨意”，偏离人文之道而充当“利维坦”、“勾勒姆”的角色，所以，将技术纳入人文途中而行进，是人类的共同责任。使技术哲学主要地成为一种人文语境中的技术哲学，亦即技术人学，就是探索和行使这种责任的一种方式。
技术的发展多方面地改变了人，一部技术发展史，可以说同时也是一部人的演变进化史。技术与人的各自的演进轨迹，有着相互映现与“感应”的密切关系。技术改变着人生的意味和价值，展示出人的发展新前景；而人的价值观念及生活态度，也无不影响着科技的命运及其效能，两者互渗互融到如此地步，以至于我们在今天，凡是提到技术的地方，必然联想到人，而凡是提到人的时候，也不可避免地要谈及映照在他们身上及其周围的科技文明之光。因此，将技术的发展与人的发展分别开来研究的作法，已经不再适合于具体地、全面地把握这两大对象，而必须有如象技术人学这样的领域对其作综合的考察。
这种综合的考察，也体现着西方的科学传统与东方的人文传统的高层次整合，抑或说是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走向互补的交融，是人对物质幸福的追求和对精神和谐的追求的统摄性把握，诚如普里戈金满怀信心地看到的：“我们相信，我们正在朝着一种新的综合前进，朝着一种新的自然主义前进。也许我们最终能够把西方的传统（带着它对实验和定量的强调）与中国的传统（带着它那自发的、自组织的世界观）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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