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与人之间的互相建构与解构的整合，就是人与技术之间的相互重构。
在今天，没有技术，人就没有一切；但有了技术并不等于就有了一切；甚至因为有了技术我们还可能丧失一切；因此，只有技术是不行的，甚至也是一无所有的。我们还需要的东西之一，就是技术与人之间的重构。
重构的总体性态度似乎是，既要肯定技术与人之间意义和价值，也要正视两者之间的问题和龃齬，同时还要探求走出困境的希望之路。
在今天，技术与人之间确实存在种种悖论，一方面人离不开技术，人需要技术为自己增加幸福感；但某些技术，不做得害人就不算成功，如网络游戏如果不设计得具有让人废寝忘食的吸引力，就不被市场看好，而一旦将其设计得如此这般，无疑就会导致和加重一批人的“沉溺”并引发种种“害人”的效果。所以，技术的人性化、人本化的重构之路并不会一帆风顺。
不少人文传统的技术哲学家提出了各种方案来进行技术的人文重构。
芒福德提倡靠科学和技术的“自我反省”来达成一种“民主的技术”。他认为，技术产生的问题不能只从技术领域中去寻找，尤其是技术所产生的罪恶说到底是人的罪恶，技术的人文问题是因为没有与更好的文化相整合。因此必须与文化整合才能解决技术带来的问题。尤为关键的还要用“民主的技术”取代巨型机器，这种技术由人来掌握各个技术过程，以便他们同自己的伙伴和自己的劳动产品保持更加紧密的联系，使技术成为人人共享的技术。他支持帮助铲除降低人格的劳动和违反人心愿的劳役的技术，同时竭力推崇一种高度注意有机体的、生物学和美学的需要及欲求的技术。在他看来，利用和发展技术来增加人的能力时，在思想和行动上都要有所限制，要使发展和增长受到规范，不能只追求单方面的突进和无节制的掠夺，而是要保持动态的平?，尤其人与自然的平?，并要找出达到这一目标的合适的社会手段和政治手段。当技术真正地与人自身息息相关时，也就不会在我们的手中产生罪恶了。
海德格尔的方案可概括为“诗意地栖居”。在这一方案中，首先必须重新认识技术的“本质”，将其理解为“存在并活动着”，这样来理解技术的本质就意味着技术自身蕴藏着拯救者的可能出现；并且还要意识到，人在座架之中，同时也是座架的提供者，使其今后也许较有经验地成为真实性的需要者，即把事物看重为自主的和自身性的东西——这样，拯救者的出现就表现出来。如果艺术成功地避免了这样的状况，那么艺术就有能力使事物和世界在场于自身性和自立中。其次要唤起沉思的思想。他认为真正可怕的东西或“真正莫测高深的不是世界变成彻头彻尾的技术世界。更为可怕的是人对这场世界变化毫无准备，我们还没有能力沉思，去实事求是地辨析在这个时代中真正到来的是什么。”所以要从无沉思中，唤醒沉思的思想：时时想到对自然的强求和限定——于是可能找到人与存在的新关系：允许事物和世界有自己的特性和自身性。第三是要为天然的知识恢复权利，以抵消科学对事物的毁灭，就是要让事物具有自身性和特性的知识，从而把对自然的谋算和技术化收藏到自然的天然性中。第四是要冷静。技术在今天的不可缺少，不能放弃机器和器具的情况下，也可以另有作为，这就是冷静地对待事物：既使用技术对象，又有所提防；既按技术的方式使用对象，又放松对象，能够让其立足于自身；对不可避免地使用技术既肯定，又否定；让技术对象既入于我们的日常世界，又出于这世界；技术世界既不被简单地否定，其要求的绝对性与唯一性又要受到限制；这样，我们能在技术世界内而又不受它损害地存在着。最后是将技术作为“转折”。一旦技术的危险作为危险被了解到，就提供了重新转折的可能性。人就准备让存在作为存在表现出来，并不再只从事技术展现，他借用荷尔德林的说法：哪里有危险，哪里就生长着拯救者，技术作为危险已经在本身内潜伏着拯救者。而总的来说，为了克服现代技术对人的威胁，将人从危险的座架中拯救出来，人就需要寻求一个代表存在和真理的精神家园，那就是“诗”即艺术的世界，因此人需要“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才能使人返回到存在本身。
哈贝马斯的人文重构方案是让技术回归生活世界。他认为，按照目的合理性模式运行的社会子系统，特别是政治和经济系统，对生活世界的同化和扭曲，导致了生活世界的技术化和物化。“反映在技术统治意识中的，不是道德联系的颠倒和解体，而是作为生活联系的范畴——全部‘道德’的排除……技术统治的意识可以让这种实践的兴趣消失在扩大我们的技术支配力量的兴趣后面。”更具体地说，科学技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导致了人们丧失对交往行为的兴趣，丧失了对文化、道德和政治活动的兴趣，由此使生活世界逐渐失去了自我调节能力和反思的能力。对此的解救之路就是让技术走向生活世界。他认为认为科学技术可以与人类生活世界达到和谐状态，那就是要立足于交往行为，建立公平、自由的言语交往机制，促使交往行为合理化，从而将技术纳入到话语民主的框架中，在技术进步和社会生活实践之间建立一种辩证互动的民主对话机制，在科学和政治家、社会公众之间建立起一种民主、公平的对话环境，给技术合理化提供一条可能性的途径，把技术纳入到交往的合理化之中，意味着人的解放、充分个体化和自由平等的交往的扩大化。在这样状态下的社会里，科学技术与人类的关系是和谐、自由的，同时，这也为实现生活世界的合理化准备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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