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将人与技术之间的建构主要地理解为一种相互之间的积极的影响和促进作用，那么除此之外，它们之间无疑也存在着相互的消极影响和“促退”作用，这就是人与技术之间的“相互解构”。
一、技术如何解构人
人文思想家对技术的批判主要就是对技术解构人的揭示。例如，他们认为人被技术所异化，技术对人的主体性加以消解，人的本质因技术而丧失，人的自由生存受技术魔力的威胁……如海德格尔认为，技术发展是危险的，技术使人从存在中异化。先前，主体还是某种独自的、自为存在的东西，而当对象成为持存物后，主体成为持存物的预定者，他完全投身于这一行动，它的本质完全化为这种千篇一律的活动。人的本质于是被解构为持存物的预定者——他以他的全部力量力求按照普遍的可预测兴趣对一切东西加以物质化、功能化并实行统治。他只是持存物和预定者的关系的一极——这是技术中人如何是他自身的方式。人之卷入预置，并非他自己的意志使然，也非他的意志所能抗拒，他只是被技术这种特有的去蔽方式所占用。人成为只是持存物的定造者，甚至自身也成为了持存物，使人不再能碰到自身亦即他的本质。现代技术的发展还使人们重视物质，忽视精神和人的价值，从而造成了社会的混乱，“归根到底，今天是要把生命的本质交付给技术制造去处理……甚至人变成主体和世界变成客体也是自行设置着的技术本质的结果。”
恩斯特·卡西尔认为，人随着技术的越来越强大而失去了自我，人类通过工具的应用使自身成为凌驾于万物之上的主宰。但是，对于人类自身而言，这种至上性非但不是一件幸事反而是一种灾祸。人类为了主宰物理世界而发明了科学技术，然而，这些科学技术却实际上反转过来反对人。“科学技术不仅导致日趋严重的人的自我疏远，而且最终导致人的自我丧失。那些看起来是为了满足人类需要的工具，结果却制造出无数虚假的需要。技术的每一件精致的作品都包含着一份奸诈的礼品。因此，人们对那种原始的、尚未破裂的、直接的存在之渴求就一再涌现出来。当越来越多的生命领域为技术所征服时，‘返回大自然’的呼声也就愈渐强烈了。”
伽达默尔把二十世纪看作是“第一个以技术起决定作用的方式重新确定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不可避免地，交往的现代技术导致一种对我们头脑的越加有力的操作”，人成为了“一个为了机器平稳运行而被安在某个位置上的东西。”这样，“自由不仅受到各种统治者的威胁，而且更多地受着一切我们认为我们所控制的东西的支配和对其依赖性的威胁。”弗洛姆也从他的体验中意识到，人类已经进入了一个完全由计算机控制的机械化的新社会，在这个新社会中尽管他有丰富的生活，但却处于被动的状态，人执行的是计算机作出的决定，现代的技术系统将人削减成一个机器的附属物。贝尔纳斯蒂格勒在《技术与时间》中归结道：“一旦人利用工具去获取‘身外之物’，它就开始丧失其自然的本质，从自然的人（真人）走向工具的人。一部技术史，实际上就是一部人类自我背叛、自我异化的历史。”
技术也使得“人性”不断发生变化，甚至变得令人越来越陌生。技术所创造的花样翻新的物质和精神享乐手段，使我们领略到的人生内容越来越多，单调的生活方式变得再也不能令人容忍，过去十分满意的生活条件已经变得不再让人满足，科学技术仿佛在人身上“开发”出了种种品性，“引诱”人去进行新的享受和消费，去产生新的人生体验，达到新的人生境遇，它们使人改变了“面貌”，改变了“心态”，改变了“生活习性”，从而被塑造成离开“原始状态”越来越远的人。假若还有原始人存在的话，突遇我们这些被现代科技“侵染”和“变形”了的人种，一定会惊诧不已。
在人身上发生的这种来源于技术的变化，当其被溶入人性的本来含意时，我们对“人”的看法显然也要发生改变。目前我们对人及人性有了大概的认识和了解，但是将来的技术会把人变成什么样子，会使人增加或减少些什么内容，有谁能预料呢？过去的人对今天的人感到不可捉摸，今天的人对未来的人同样也难以捉摸。人性的内容本来就是随历史的变化而变化的，对此我们本不必大惊小怪。只不过，当科学使我们对人的认识越来越多的时候，同时也令我们对人的认识产生了陌生感，对人的借助于科学技术而变异的极大可能性怀抱不可预测之感，而且随着科学技术越复杂，这种感觉也越强烈。借用汤因比的话说：“人类本性是一个不可思议的迷；但非人的自然界也是一个迷；两者都是人类所处的宇宙本性的实例。从这两个方面谋求宇宙都是合理的。人类本性不能说明数学和物理揭示的宇宙侧面，但后者也不能说明人性揭示的宇宙侧面。”人性在技术作用下的变动不居，似乎也是技术造成的人的“不稳定性”，即对人的确定性的一种的解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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