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生活世界从总体性上接纳技术的，亦即技术具有符合人的需要、愿望和要求的特性，它趋向于给人带来幸福、富足、快乐、自由和创造的机会，这无疑是合乎人性要求的。
然而，在现实中我们又经常看到：技术的使用和新技术取代旧技术所引起的变化，并非尽如人意，其中不乏令人失望、伤感、痛苦的问题，如失业、新的贫富差别、精神高度紧张之类的问题。人所创造的原本是为人类谋幸福的技术，但越来越频繁地以意想不到的方式从许多方面给人类带来了灾祸和威胁。技术每前进一步，便给人带来新的实践手段和知识成就，提高了获取幸福的物质与智力水平。但同时，新的危险与不幸也相伴出现，人又要去遭受另外的苦难。然后，人又为去克服这些新的危险与苦难而进行技术上的发明与革新。人类每完成一个既定的目标，又必然会引发出新的问题。
由此我们难免产生这样的感觉：当某种技术的非人性效应消失后，另一种技术的非人性效应又产生出来；人类发明、创造和改进技术，似乎是换一种方式来折磨自己，无非是从一种非人性的境遇进入到另一种非人性的境遇。而且越是现代的技术，一旦形成了对人的非人性损害，这种损害能力往往就更加巨大。既然如此，人们煞费苦心去发明与发展技术的终极目的是什么？显然，我们不能全盘否定技术的人性功绩，但是它的正负价值的双重性却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人类为了谋取幸福而从事的事业，为什么屡屡与人的愿望相违？技术这把“双刃剑”如果不能确保总是合乎人性的，那么人又应该对它采取什么“合理态度”？
不管人类迄今为止饱尝了多少由技术之树结下的非人性苦果，无论人类已经目睹了多少由技术带来的恐怖和灾难，人类似乎仍是那么执着地追求着技术的进步；即使他们深怀忧患意识，也并不想停止技术发展的步伐。人类好像坚信，即使技术的非人性效应不断变换着方式产生出来，然而随着技术的演进，其人性水平从总体上仍在渐进和提高着，因此技术的发展具有着不容置疑的人性意义。
这种人性水平的提高，突出体现在技术的手段功能逐渐增强，人类本身的手段职能趋于弱化，技术逐步代替了人的手段性作用。当人从作为手段的地位中得到解放后，那种因充当手段而使人受到的非人性折磨就随之减少，逐渐走向人性的自由。从技术由手工工具形态到机器形态再到自动机器形态的演进，就可以看到人不断被技术取代，从而从先前的手段地位中摆脱出来的过程。从另一方面看，即使在技术的演进中，旧的非人性效应被克服了，新的非人性效应又产生了，但如果将新旧两种非人性效应相比较，恐怕还是后者要轻于前者。
从人类技术形态的演进中，可以看到其非人性效应是沿着这样几种途径得到减轻或发生变化的。
途径I：由物质型的非人性效应向精神型的非人性效应演变。
在低技术水平时代，技术给人造成的非人性折磨，是以沉重的劳作方式表现出来的。即由于技术的物理水平很低，使得人必须充当多种物理手段的职能（如动力的职能、操作的职能），以弥补技术手段的缺陷。在这种情况下，人所受之苦多属于过度的体力消耗，即过度的劳累，是生理上受到的折磨，因此称其为物质型的非人性效应。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随着工具系统物理性能的改进，需要人支付体力的那些活动逐渐被技术所取代，人所受到的生理上即物质型的非人性折磨被逐一消除。在新技术时代，人们更多是受精神性的非人性折磨，比如在控制机面前，人们主要感到的是编制程序和控制信息时的枯燥无味，即脑力劳动中的单一性、重复性。
途径II：从有形的非人性效应向无形的非人性效应演变。
低技术造成的物质型非人性效应，通常是人可以直感的，即可见的、有形的东西，凭借感性层次上的情感就能对此作出评价。这种有形的非人性现象无疑很容易被人体验和认识，因此也最容易从感性上激起人们——特别是直接劳动者——的不满情绪乃至反抗行动，过去的历史已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但在高技术时代，基于体力消耗的有形的非人性现象日益被基于精神损害的无形的非人性现象所取代，也就是说，技术水平越高，所引起的非人性效应就越隐蔽，就越不容易被看到，常常不是凭借感官而是需要理性的深入分析才能把握。如信息控制活动中的单调、枯燥。必须同丰富的创造性思维活动进行理性的比较才能把握。又如法兰克福学派认为新技术对人造成了一种无孔不入的控制，使人丧失了否定性，失去了更多的自由，人反而受到了更多的奴役和支配……这些体会也需要从特定的理论角度、运用特定的分析方法才能意识到。显然，此时的非人性效应日益成为许多人意识不到的东西，不再像先前那样，当非人性效应为有形之物时，人们能够明显地感到非人性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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