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独尊儒术——封建统治理想的意识形态
高祖统一天下后，朝廷废止了秦代对私学的禁令。惠帝四年（前191年），朝廷又明确宣布取消“挟书律”。“挟书律”是秦始皇焚书时实行的一项法令，即除允许官府有关部门可以藏书外，一律禁止民间私自藏书。汉初，政治法律制度大体承袭秦朝，“挟书律”也不例外。惠帝时期，朝廷废除了这一法令，使得长期受到压抑的儒家思想和各种思想流派开始活跃起来，这也为确定儒家思想为国家的意识形态提供了前提条件。
汉初儒学兴西汉初期，刘邦基本上沿袭了秦朝的旧例，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汉承秦制”。在皇帝之下，设立了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分别掌管政务、军事和监察，称之为“三公”。于三公之下，设有掌管国家军政和宫廷事务的“九卿”。在地方行政机构中，除了沿袭秦朝的郡县制度外，还通过分封诸侯王，形成郡国交错的局面。县以下的基层组织仍是乡、里二级制。同时，西汉还建立了比秦朝更加完备强大的军事体系，在中央设置南军和北军，作为守卫皇宫和京师的常备军，在地方上设有经过一定训练的预备军。尽管刘邦等人从上到下建立了一整套完备的体制，弥补了秦王朝体制上的一些不足，但他们也深深地意识到，仅凭这些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从意识形态方面加强建设，否则，一个政权是不会长久的。刘邦是一位起于小吏的草头天子，而汉初的大臣又大多来自于楚地，且多为屠狗卖缯之辈，并没有多少文化知识，也就是说他们对于儒学等一切学说并没有多少了解和兴趣。因此，一些跟随在刘邦身边的儒生们不得不谨小慎微。
陆贾一直跟随刘邦南征北战，他在刘邦面前谈《书》说《诗》时，经常遭到刘邦的责骂。还有叔孙通，他在归附刘邦后，穿着儒生服装朝见，刘邦也十分反感。叔孙通只好脱去儒服，穿上短衣，打扮成楚人的样子。据《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记载，凡有儒生前来拜见，刘邦就会把儒生的帽子摘下来当便盆。在当时，如果真把一个人的帽子摘下来如此做，那就是对一个人人格的侮辱，是任何人也无法忍受的。而且刘邦在与别人谈话之时，常常满口市井秽语，完全是一副流氓无赖的形象。他即位称帝之初，对儒家的《诗》、《书》等典籍没有丝毫兴趣，也就是说他对儒家典籍的教化作用一无所知。
而直接引导刘邦转变态度的是叔孙通、陆贾等汉初儒生。
据史料记载：陆贾因为在刘邦面前常常谈说《诗》、《书》而受到刘邦的责备和辱骂，但陆贾依然忠心耿耿，不改变自己的态度和想法。后来他改变了以前的方式，不再直接在刘邦面前谈说《诗》、《书》，而是向刘邦说明，骑在马上可以打天下，却不能骑在马上治理天下，并撰写了《新语》12篇，以说明古今国家的成败原因。陆贾当时“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
从陆贾的《新语》看，他是一个厚今论者，他也反对“淡于所见，甘于所闻”，反对泥古、尊古的偶像崇拜与保守，主张“制事者因其则，服药者因其良。书不必起仲尼之门，药不必出扁鹊之方。合之者善，可以为法，因世而权行”。他认为行事应该注重实效，至于是否出于古道并无多大关系。这种崇尚现实、顺应时势的思想倾向颇合汉初君臣的口味，故而深受他们的欢迎。
正因为刘邦等人注重实际问题的解决，他们在探索和选择封建统治的指导思想过程中，才更加欢迎实证性的学说。因此，由被司马迁称为“汉家儒宗”的叔孙通制定汉代朝仪，可能对刘邦的刺激会更大一些。我们现在读《史记》和《汉书》中叔孙通的传记，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他精通“时变”，审时度势，能在秦汉之际的动荡岁月中进退自如，游刃有余。秦朝时，他是一位“待诏博士”，侍奉秦朝。陈胜、吴广起义时，秦二世召集在咸阳的博士、儒生30余人询问对策，由于他们的回答不符合秦二世的心愿，以至于有的儒生被交给执法的官吏问罪。叔孙通则不然，他故意迎合秦二世，以寻求机会逃离虎口。他脱身后，前往薛地。当时，薛已经降楚，等到项梁去薛时，叔孙通就跟随了他。后来，项梁在定陶战死，叔孙通就跟随了楚怀王。汉高帝二年（前205），汉王刘邦率领五个诸侯的军队攻入彭城，叔孙通又投降了汉王。汉王失败西撤，他权衡利弊终于跟定了汉军。在秦末汉初的动荡岁月中，叔孙通几次易主，实际上他是在选择可事之君。
叔孙通投降刘邦时，跟随的弟子有100多人，然而他不曾推荐过别人，却专门对原先那些盗伙中的强徒加以推荐。弟子们都偷偷地骂他：“服侍先生这么多年，又跟随他投降了汉王，如今他不推荐我们，却一味地推荐那些大强盗，这是什么道理呢？”叔孙通听到后，对他们说：“汉王正冒着矢石争夺天下，你们难道能够战斗吗？”弟子们无言以对，认为他的话很有道理。后来，战争平息，刘邦取得了天下，叔孙通也有了地位，被任命为博士，称稷嗣君。跟随叔孙通的儒生也都做了郎官，他们高兴地称叔孙通“知当世之要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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