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言，以往关于我国旅游业发展问题的研究过多着眼于同一时间截面上的横向比较，忽略了旅游业发展过程中的产业结构变迁。实际上，假设旅游业发展的初始条件、制度等因素决定了旅游业相关生产要素在地区之间的配置结构，那么，等量旅游业相关生产要素在不同产业部门的配置却会产生不同的产出效率，并由此通过产业部门之间的前向、后向和旁侧的关联效应，对地区旅游业发展水平产生影响。
19.1 结构变迁
旅游业发展不仅体现在旅游产业动态发展能力，而且体现发展过程中的结构优化能力。因此，旅游业发展过程中所涉及的众多静态因素只是部分地解释了不同区域彼此间旅游业发展差异的原因，而在中观产业层面上，旅游产业结构演变与旅游业发展具有内在的联系，旅游产业结构的优化、旅游就业结构的变动、重大旅游产业结构的调整不仅对提高旅游业综合发展起到积极作用，而且体现出旅游业未来发展的能力。
具体说来，从旅游产业结构变动的过程和特征来看，旅游业发展和提升是产业结构演进的一个重要内容和方向，这一般可表现为：一是各旅游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和利用资源的效率水平普遍提高；二是各旅游行业间关系变得日益“柔性”，产业结构通过较强的“自组织能力”提高高效率行业比重，调整、改变行业间的生产能力配置，使资本和劳动等要素投入能够方便在不同行业间转换，不断提高旅游产业结构的经济绩效；三是结构关联度的提高，形成产业聚集发展，通过节约交易费用、促进分工、降低信息成本、整合资源、知识技术溢出等途径产生显著的经济效益。
实际上，旅游业发展作为对效率的一种外部测量，可以通过投入产出比测定，也可以通过劳动生产效率来衡量。尤其是，作为一种劳动密集型的行业，随着旅游业的迅猛发展，旅游产业结构的演进和旅游就业结构的变化保持着相关性。专业化的知识和人力资本在具有不同劳动生产率旅游行业间的分配影响着旅游业发展的表现，并对促进旅游产业结构的高度化演进和旅游业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不过，有关研究不仅缺乏系统的理论分析框架，而且缺乏规范的实证研究范式。随着研究范式的转变，许多学者开始借鉴套用西方产业组织理论的研究范式分析中国旅游业的现实问题，但由于数据等方面的原因使得这一研究热点未能更深入、更系统。鉴于此，本讲借鉴研究要素流动对生产率增长的影响一般方法——Shift-Share方法，分析不同区域旅游产业的劳动力流动对生产率增长的影响，探究旅游产业结构变化对旅游业发展的内在影响过程，揭示区域旅游业发展的一种内在机制，为旅游业转型的发展模式提供理论支持。
19.2 偏离—份额分析
现代经济增长的过程不仅是生产率增长的过程，也是经济结构不断调整的过程。Kuznets（1979）认为，没有各种资源在不同经济部门之间的充分转移，获得人均产出的高增长率是不可能的。而产业结构作为一种资源转换器，其所蕴含的内在潜力核心就体现在经济资源通过产业结构转换而实现最优化配置的能力。
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思想和等边际原理，经济资源在不同产业间实现最优化配置的结果表现为不同产业劳动生产率的趋同，在竞争程度比较高的市场状态下，如果旅游业各行业劳动生产率存在差异，生产要素会从劳动生产率低的行业向劳动生产率高的行业流动，最终达到各行业的要素劳动生产率都相同的均衡点。在这样一个由非均衡走向均衡的过程中，旅游业实现了发展。
19.2.1 结构红利
旅游产业结构的有机性、演进的动态性以及产业结构由非均衡走向均衡的自组织能力是产业结构所蕴含的内在潜力的关键体现。产业结构演进过程中合理化取向不应仅停留在产业间比例关系协调、供需结构相适应等表面现象，其自动、快速地向经济资源得以有效配置的最优化状态逼近过程中体现出来的能力，则构成了其所蕴含的内在潜力重要表现。研究经济资源如何在具有不同劳动生产率的旅游行业间的配置和流动，也就成为研究旅游产业结构所蕴含内在潜力的根本要义。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外经济学者对我国的生产率增长的变化趋势进行了研究，并从制度、资本形成、产业结构变动等方面分析了影响我国生产率变动因素。而结构变化与生产率增长之间的关系可以用“结构红利假说”（the Structural Bonus Hypothesis）加以说明，其主要内容是，由于各部门生产率的水平和增长率具有系统差别，当投入要素从低生产率或生产率增长慢的部门向高生产率或生产率增长快的部门转移时，就会促进由各部门组成的经济体的总生产率增长。总生产率增长率超过各部门生产率增长率加权和的余额，就是结构变化对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即“结构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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