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方向的诗歌写作
多年来，我一直认为在道路上行进的诗歌才是真正的诗歌。诗选择道路，就是选择了诗自身经验的独特性、制作技术的独特性与内在旨意的独特性。诗只有走向而没有终止，它的动力源于那些对生活和语言警醒而行动充溢的人。我的诗歌写作便是不断地沿着道路探索和延伸的。这条道路我将它分为三个方向：经验的，读书的，天启的。三者共同建构着我的诗歌，犹如天帝的三位一体，指给我接近无限的写作灵光。
第一个方向，一条繁华商业街，南北走向，起起伏伏地横穿本城腹部。这是我谋生的去处，写诗经验的源泉。这条路有个好听的名字——通天路。但通天路并不通天，它通向金钱和生活。在这条路上，作为诗歌原生矿床，每天步行我都能看见这样的场景：其一是为金钱而疲于奔命的人，他们是背着大包小包买与卖的俄罗斯人与中国人；其二是两旁鳞次栉比的商场。它们给予我感官的刺激，也给予诗意的触动。这座城市，这座号称“百年旗镇”有着浓厚俄罗斯情调的城市，在商品时代，繁华与躁动。置身其中，我总能看到时时浮动的阴影。在这条街上，四面八方的人群，熙来攘往，皆为利来，皆为利往，忙碌得无一丝的闲暇。艾略特说，向上的路就是向下的路。是的，物极必反。时间的大风会将一切吹得无影无踪，能留下什么呢？道路是体验，是诗的生发点。1997年我写下了长诗《街道》，对代表了人类文明的街道，进行了多方位的思考。我分五种方式表述街道：哲学的、死亡的、商业的、色情的和个人内心的道路。在《沿环城路拾来的一组事物》组诗中，我对街道沿途事物进行了更细致的表述。而在《通天路的一所居民楼》《通天路A楼七单元》二首长诗中，我则进入了道路的神经末梢，进入了道路中行人的生存和命运。对于我来说，这个方向的诗歌写作是现在时，现实经验使我书写细碎的平凡小事，感受他（它）们，包容他（它）们，揭示他（它）们大背景下存在的秘密与意义。我相信客观现实的威力，因为它真实于那一时刻。我的努力是使它们变成心中的诗歌，由现在时达到超现在时。因而题材上我不惜泥沙俱下。语言表述上，我则追求小说、戏剧与散文的状态。这不是文体上的模糊，这是诗歌的需要，这些状态更能使我冷静和客观，保持语言的活力、诗的活力，使之呈现立体结构与多重意义。
第二个方向，我得沿通天路返回城市最北端制高点七楼，那是我的住处（它建在山上，高得可以鸟瞰全城）。这是西北风长驱直入的风口，冬天风烈雪大。就在我写下这段文字时，楼外正飞扬着一场大雪。这个方向除了吃饭、睡觉，更多的是读书。它使我保持了诗歌写作的活力。在这条路上，我把读书当成一种生活和存在方式。深夜时刻，一盏灯一杯茶，我读书的目光是挑剔的，我选择了那些强大的作者。读他们的作品，我一字一字地抠，甚至嫉妒我要言说的已被书中人抢先言说。对于浩繁的书的殿堂，我是迟来的言说者，通往诗神的道路上被写作者们挤得满满的，我从哪条路动身前往？我在这个方向上的写作是忧虑而叛逆的，我想使诗歌处于诗歌边缘，处于我自己的风格之中。在《濒临俄罗斯S市边境写实》一诗中，我采用了小城历史和现实状态两条线写作，时间上它们各不相关，内容上不尽相同，我只是想将一块土地上断裂的事件相对接（小说中这可能称之为历史感）。其实，每个事件的结局都有其必然性，必然性再导致必然性，以致反复无穷，这是人类的宿命。欧阳江河曾言“确立和反对自己”，他是对的。我要它再扩展开来，也就是确立和反对现代汉语诗歌。我想，中国的现代诗歌不是西方诗歌的翻版，也不能再是地道东方古典诗歌的模式，它应该有着更开放的气息，包容更广阔的现实背景和中国文化底蕴。这个方向的诗歌写作，也许最终我将徒劳，但毕竟我是在用自己的喉管发音。
第三个方向，是早晨六七点钟的时光，在一条通向深山的路上。它的尽头是一个睡在白桦和雾气中的地域——俄罗斯远东。那儿曾留下许多让我激动的俄罗斯文学大师的足迹，曼捷尔斯塔姆、陀思妥耶夫斯基等。在这条路上我是宁静的。我两条物质的长腿行进在自然里，春夏秋冬，再也触及不到商品、汽车和人群，只面对歌唱的小鸟、空谷的幽兰、萧萧的落叶和静卧的白雪。这条路上，我融入万物之中，和它们对等齐一，仿佛置身于童话中。这条路上，我飞翔着，脱掉沉重的躯体，日复一日地透明纯粹。这条路向我敞开，仿佛就是敞开了语言和诗歌。我已没有了言说的必要，只是倾听和倾听，并不由自主地用颤抖的笔记下来。这是大自然的神赐！诗是万物，万物是诗也是我。这条路上我懂得了卢梭，懂得了梭罗，懂得了陶渊明，也开启着我写诗的天分。我一次次打开自己，感觉着写作的新生。
将近而立之年，这三条道路的诗歌写作，给我以阅历、学识和写诗的天分，使我保持了“蛙皮的湿度”，使我清贫、叛逆、宁静地活着，并且灵魂有所依托。我始终坚信：诗，是人类最动听的声音，它让另一个隐秘的我从身体和尘世深处挺立出来，感到了自由、强大与自足。诗和道路，都是我自己的，我有什么理由不爱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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