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王朝》电视剧播出后，中央电视台采访我，问我：“能给它(剧)打多少分?”我当时不假思索，回说“五十九点五”。那一年，主演唐国强到南阳，当面问我：“听说凌老师对电视剧颇有微词?”原本关系很好的制片人跟编剧大约也是“颇有不豫之色”的吧。世界上有些事不能唠叨着去解释，就如毛笔字，看出哪一笔有毛病就让它维持，你可万不要去动，要冷处理，只管再把别的笔画弄好就成。你如要下手改正这疵谬，会把整幅字、整幅画搞得一塌糊涂，彻底完蛋。因为就本质而言，我还是欣赏刘文武、刘和平他们的创作能力，对这部电视剧的收视率，我更是无话可说，更不用提它对书的促销给我本人带来明明白白的实惠了。
在这篇文章里说这样的话，是否跑题?我在这里打比方，雍正就吃了这个亏。本来的话，诸如“传位于四子”“传位十四子”，如谋父、逼母、弑兄、屠弟、酗酒、好色……种种“十大罪状”，原本就是雍正时期的“个案”，本来应尘封在刑部死囚档案中，人死十八年一火焚净完事。但雍正他不肯，他犯了修改毛笔字的毛病——墨是黑狗，越描越丑——倘入私塾，三家村老先生第一课就要讲的基础知识，他没有遵循。这就有了今天街上到处摆着卖的他的著作《大义觉迷录》。
中国的皇帝有多少?从秦始皇到宣统，是二百七十六位还是二百七十三位，有精细人做过统计的。有著作的是三位吧，一位是梁武帝萧衍，有一本《梁皇忏》，还有南唐李煜也是一位，加上雍正，三个作家。现在人，那些评论家，把他这本《大义觉迷录》批得血肉模糊。其实，只要审度清楚他的初衷，只是想把他的毛笔字点画修得好看一点而已。关于皇帝的认识
和很多人类似，我的原始历史知识是从看戏中获取的。我原本以为皇帝是这样当的：每天上朝一次，出来个太监，手执拂尘一挥，说“有事出班早奏，无事卷帘退朝”，如果有事，就出戏了；没事，皇帝就会回宫，去享受他的钟鸣鼎食、歌袖舞扇和佳丽三千……倘这日子也过腻了，就带上什么阿猫阿狗太监近臣，去游春或巡幸，彻底地放松快乐一下，或有艳遇，或成全或破坏旁人的艳遇，获取彻底的心理满足；国库的钱是他的，他想怎么花就怎么花；天下也是他的，想怎样玩儿就怎样玩儿；任何人都限制不到他的自由，而他能左右任何人的命运……
皇帝的本身是不是这样?我是在读了许多书如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贞观政要》才明白了。除了极个别的，如白痴刘禅、晋惠帝、明正德之流是如上行为，中国历史上大多数、绝大多数——平庸或杰出，一般化或有成就，有毛病是另一概念，我们不去说他——是政治家。他们和我们现实社会中的领导一样，要开会、视察、处理公务、批阅文件、排解纠纷矛盾，吃喝拉撒睡一样不少，也多不出什么。即使花钱，也是有制度的。即使睡女人，也是有规矩的。清代宗室子弟早晨五点钟便得到毓庆宫或宗学去读书，读书也是有工资的，工资也是受限制的。他们读完早课，大臣们还没有上班呢!——说皇帝最自私，这一条是我的读书心得，和教科书教我们的可以认同；说皇帝都是吃喝玩乐、胡天胡地、不顾一切地个人享乐，实在是“戏”误导了我们的感觉。
台湾一家报纸，有次电话采访我，问我读到某人写的关于我们一位伟人的传记了吗？怎样看这个事？我说：“我们应该想想自己，我认为他在胡说八道。有些事，即便有又如何?一个政治家，判断他优劣的标准，难道是看他有几个红颜知己或是情人?你们台湾人就这个判断人的尺子?美国人没看克林顿是坏人吧?”
那么，二月河的“标准”是什么呢?
一、看此人在位时，对发展当时的生产力、改善当时人民生活是否作出贡献；
二、对加强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有无成就;
三、对文化事业上的发展与兴旺有无建树。
我就是这么三条标准，无论对孔孟，对陈胜、吴广，对司马迁、李白，对黄道婆、蔡伦、郑和、秦桧、严嵩，对唐太宗，对康熙、雍正——都一样。这个标准对不对，当然也要由实践去检验，但是我的真实认识。这种认识需要一点胆量，这个胆量来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从前”是不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界定了真理的标准，取消了已经形成的中国新贱民阶层。它划时代的意义在于：讲理、情，天理人情放在一处，即是天道之所存。
历史是一种演进过程，我们现在的生活，也无例外地存在于这个过程中。后世的人们怎样评价十一届三中全会，我不知道。就我目前的识与见，如果说某一个会议能够救中国，那就是这次。
这样，关于皇帝的正面戏也才有可能去创作。因为，按照我自定的这三条标准，正是当时当事人的社会实践，尘封了几百年，已经成了历史的积淀，应该有一个相对客观的评价与了解。历史是一面镜子，照照是有点益处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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