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藏汉籍与浙江文献整理
李广志
（宁波大学）
摘要：在中日两国两千多年的交往中，中国典籍流向日本始终未曾间断。自隋唐以来，日本国内保存有大量的汉籍文献，其数量至今难以翔实统计。如何收集和整理日藏汉籍中的浙江文献，成为中日藏书文化的一个新课题。
关键词：日本汉籍 中国典籍 浙江文献 浙东文献
中日文化交流历史悠久，形式多样，其间存在着一种特殊形式，即书籍交流。近年来，王勇提出一个新的概念——把书籍作为授受文化的主要载体，倡导中日之间有一条“书籍之路”。中国典籍犹如文明的种子，经由“书籍之路”传播到日本，在日本生根发芽，中华文明的基因在异域开花结果。汉字在公元前后便已传到日本，汉籍传入日本的最早记录，见于日本《古事记》“应神天皇”条，公元405年，百济国献上“《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并十一卷”。此后，汉字和书籍通过各种渠道传入日本，日本不仅以此创造了文字，而且通过吸收和融合，使之成为自己的文化基因。同时，中日之间的书籍之路，并不是单一的输出，日本汉籍也有大量回流的现象。
庞大的日藏汉籍中，有关浙江方面的书籍为数不少。自唐以来，浙江沿海，尤其以宁波为中心，作为中日交流的重要门户，在书籍的输出与输入方面承载着千年历史。如何收集和整理在日本的浙江文献，成为中日藏书文化的一个新课题。
一、日本汉籍藏书概述
隋唐期间，日本相继派遣使臣来中国朝贡，同时伴随大批的留学生、留学僧来唐学习先进文化。这期间，日本使节、中国赴日人员等源源不断地把中国典籍带到日本，由此展开了书籍东传之路。唐代开始的雕版印刷，增加了书籍的数量，也为书籍传入日本打开了方便之门。到了8世纪中后期，雕版印刷术已经传到日本，日本现存最早的印刷品为百万塔《陀罗尼经》，此经大约印刷于日本天平宝字八年（764）至神护景云四年（770）间。但这个时期的雕版印刷术尚未普及，多数典籍仍以手抄相传。
所谓日本汉籍，包含几个层面的意思。第一，日本所存的中国典籍。第二，日本对中国古籍的选本、注本和评本。中国典籍在日本刊刻分“和刻本”与“翻刻本”两种，原书的白文再刻本属于翻刻本，复刻时添加训点、假名等的则为和刻本。和刻本中有些还冠以“改订”、“增补”、“影印”之名，一概称为“日本汉籍藏”。第三，经日本人加工，从而改变原本形态，具有日本汉文特色的中国典籍。第四，日本人用汉文撰写的著述，此类一般称为“日本汉文”。这类资料涉及面广，内容繁多，包括各种思想、历史、文学、宗教、艺术、旅游、风俗等各个领域，其中也不乏涵盖浙江方面的文献资料。
从唐代至清末，中国典籍源源不断地漂洋过海，其数量之大，难以完全掌握。仅唐一代，日本国内有记载的中国典籍就达1万多卷。据日本最早的汉籍目录《日本国见在书目录》（870—891年编撰）显示，目录中共辑入书目1579部，计17345卷。该目录模仿《隋志》的形式编辑而成，合计四十家：易家、尚书家、诗家、礼家、乐家、春秋家、孝经家、论语家、异说家、小学家、正史家、古史家、杂史家、霸史家、起居注家、旧事家、职官家、仪注家、刑法家、杂传家、土地家、谱系家、薄录家、儒家、道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兵家、天文家、历数家、五行家、医方家、楚辞家、别集家、总集家。
唐代小说家张 著的《游仙窟》在中国早已失传，然在《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中有录。是书由遣唐使带回日本，因而得以保存，清朝末年，此书又传回中国。仅此一例，便可窥见一斑。难怪1893年赴日考察的黄庆澄叹曰：“查东人最好古，往往有隋唐以前书中土已佚者，彼国犹珍存之。”可见日本藏书之多，传书之贵。
日本汉籍藏书历来规范、有序。据日本学者高田时雄归纳，近代以来，日本汉籍藏书主要集中在以下一些场所：
（1）公立私立图书馆。这些图书馆所藏汉籍数量多，版本齐全，主要包括内阁文库、宫内厅书陵部、国会图书馆、东洋文库、静嘉堂文库，以及其他都道府县公立图书馆和私人图书馆。
（2）大学图书馆。日本最早的大学，即现在的东京大学，创立于明治十年（1877）。
此后，明治三十年（1897）京都大学成立，另外一些私立大学也相继创办起来。这些历史悠久的大学图书馆里，汉籍藏书也数量可观。主要研究机构和汉籍集中的场所有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东北大学、天理大学附属图书馆，其他还有早稻田大学和庆应大学等。
（3）寺社等宗教藏书。日本宗教设施主要包括佛教、神道教和近代兴起的基督教等，尤其是佛教寺院内藏有大量的佛经、汉典及其他古籍。自隋唐以来，日本僧人从没间断过搜求汉译佛典的进程。日本寺院林立，里面还藏有众多诗书礼赞、字画文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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