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私人藏书。中国典籍的传承与收藏，在私人手中的也为数不少。财力雄厚的三菱创办人岩崎之家，是搜集汉典的名家；安田财阀的安田善次郎也是汉籍名家，手中有很多古籍善本；日立铜山的创始人久原房之助家设久原文库，后成为大东急纪念文库的一部分；和田维四郎等人的岩崎文库，后捐献给东洋文库。
近年来，日本国内正在整合各种资源，创办汉籍资料文库，通过录入、影印等计算机手段，逐步公开汉籍资料目录及全文。
二、汉籍的输出
7世纪初，中国典籍已大量传入日本。604年，圣德太子颁布《十七条宪法》，此时日本还没有创制出文字，原文都用汉语表述，其中引用了大量的中国文献，如，一曰“以和为贵”，此句见《礼记·儒行》：“礼之以和为贵，忠信之美，优游之法。”另见《论语·学而》：“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二曰“笃敬三宝。三宝者佛法僧也”，此句见诸《佛说观无量寿佛经》：“得闻佛名，法名及闻僧名，闻三宝名，即得往生。”诸如此类，每条均有出典。
《十七条宪法》中至少引经据典26种以上，主要包括：《周易》、《国语》、《管子》、《淮南子》、《礼记》、《论语》、《春秋左氏传》、《韩非子》、《孝经》、《说文解字》、《说苑》、《韩诗外传》、《老子》、《庄子》、《汉书》、《尚书》、《墨子》、《诗经》、《潜夫论》、《史记》、《孙子》、《楚辞》、《孟子》、《文选》以及《佛说观无量寿佛经》等。可见，《宪法十七条》吸收了儒家、佛家、法家、道家、墨家等各派之长，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新体系。
630年至894年，也就是日本派遣唐使时期，日本使臣大量携书回国，成为书籍东传的主要途径，《新唐书·日本》云：“悉赏物贸书以归。”如717年入朝的遣唐使，把朝廷赐予的钱物用于购置书籍，并带回国。804年，遣唐僧人最澄带回日本经书章疏230部460卷，另有《金字妙法莲华经》、《金字金刚经》及图像和法器等。806年，空海归国前在越州求书，至书越州节度使《请越州节度使求内外经书启》
欲求佛教的经、律、论、疏、传记，以及诗、赋、碑、占卜、医学典籍，另求五明之书。仅以最澄、空海为例，便可看出唐代汉籍东传的一端。
宋元时期，中日交流主要以民间贸易形式展开，商船往来频繁，人员及物资交换较唐代明显增多。这时书籍输入日本的主要特点是商人携带或僧人传书。1211年，日本僧人俊芿归国，携带佛典1200余卷，另有外典汉籍719卷。1241年，僧人圆尔辨圆返日时，带中国经籍数千卷，收藏于京都东福寺的普门院中。1353年，东福寺主持大道一以（1305—1370）编著《普门院经论章疏语录儒书等目录》，录入该寺汉籍外典102种。
明代中日交往存在两种形态：一种是官方的“勘合贸易”；另一种是民间走私贸易。这期间，汉籍传入日本大体可分为四类：一是朝廷的赐书；二是日本商人或僧侣私人购买的书籍；三是遣明使请文人为其诗画所作序跋，以及塔铭、像赞、形录、碑文、纂额等；四是文人间的赠诗唱和。
清代汉籍东传的轨迹，主要是通过商业渠道传入的。17世纪至19世纪的200多年间，汉籍交易成为中日贸易的大宗商品。与以前相比，清代汉籍传入日本具有规模大、传播速度快的特点。据日本海关资料统计，1693年至1803年的110年间，在中日贸易清单中，共有43艘中国商船在长崎港与日商进行汉籍交易，出口到日本的中国汉籍达4781种。
关于日藏汉籍的收集与整理，自清代以来前人已有所贡献，日藏汉籍的著作大约有十多种，经典之作是杨守敬的《日本访书志》和董康的《书舶庸谭》。杨氏著录汉籍善本236种，董康著录的汉籍近200种。近年，严绍 在日本进行多年的调查和整理，编写成《日藏汉籍善本书录》，计10800种，较详细地考察了日藏汉籍善本的版本状态、保存机构、传递轨迹、识文记事、早期日本相关文献的记载，以及汉籍文化融入日本社会生活的诸多事项。
三、日藏浙江文献
本文所讲的“浙江文献”，是以浙江区域为中心，日本收藏的汉籍中涉及的浙江籍学人著作、浙江人藏书及浙江刻印的书籍等。“浙东”，指的是大浙东的区域，包括今绍兴、宁波、舟山、台州、温州、金华、丽水、衢州地区。
当然，日藏浙江文献或浙东文献这一概念，在日本尚未达成共识，它既不属于学科概念，又不属于学术专有名词，因而缺乏相应的研究。日本所藏中国古籍版本的数量和质量，涉及版本学、文献学、历史学等多门学科，若从宋至清，把刻本、稿本、活字本、版画等都加以鉴定、分类，将是一项极其艰巨的工程，尤其从浩如烟海的日藏汉籍中辨别哪些属于“浙江文献”或“浙东文献”，则更不是一件容易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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