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1976年来了。
它是个终结者，手里提着长柄的镰刀，从地平线的尽头开始，一路收割，鏦鏦，铮铮，金铁皆鸣。草拂之而色变，木遭之而叶脱，凄凄切切，呼号奋发。它来收割这个时代。它割得飞快，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它一边割一边说：“这一切早该结束了。”
它是个猎鹿人，身后背着长弓，腰间系着箭囊，它收割一阵，会停下来，注目四野林间，有五色神鹿跃起，则引弓发箭，箭出必中。其囊中有三支箭，它知道将有三只神鹿完成使命，由它箭的引导告别人间。它说：“他们是该走了。”
当这一切尚未显示出来的时候，那天一上班，姬书藤意外地遇到了一桩让他难以回避的事。那天上午，地委机关工会、共青团、妇联党支部开会研究，要推选一个发言人，在机关将要召开的批判屈铭的大会上发言。在座的人一致公认姬书藤去发言最合适啦，他们说：“你不是懂诗吗，能批到要害上，这样显得咱们支部发言质量高。”
姬书藤一听，急了：我怎么能去批判屈先生呢？那不是丧尽天良了吗？本来屈铭也不是地委的人，怎么偏偏就在地委批他呢？自己正在争取入党，谁料恰好迎头碰上这么一个没办法接受的立功机会，真他妈的哪壶不开提哪壶！
他推托说：“我不是党员，发言不合适。”
大家说：“不是党员没关系，现在就是给你创造条件呢。”
机关党委书记张森拿出一沓装订好的材料，对姬书藤说，你拿回去准备准备，这是屈铭的反动言论。姬书藤一看，正是那部屈先生的诗稿。脑子里响起“七月的洋槐花好香啊，延安桥儿沟的洋槐”来了，诗句是那么明亮，他对革命表达的感情是那么真实柔韧，我怎么能去装腔作势地批他呢？一个1938年投身革命的老战士，现在正要被一些根本不知道革命为何物的庸官俗吏所批斗，而且是以革命的名义，还必须让我当帮凶……这件事太过分了。
大概是因为这件事与姬书藤内心的感情立场相差实在太远的缘故吧，他愤然拒绝了。他当时的表现有些突然，过于激动，使周围愕然。他们不理解他何以如此反常，竟敢公然拒绝组织交派的任务。
机关党委书记张森冷冷地看着姬书藤，随即指定了另外一个人发言。张森是个非常世故老辣的人，年近五旬，脸色永远像青蛙皮那样青黄暗绿，好像刚从终年不见阳光的苔藓深处爬出来的冷血动物，没有一丝一毫的温情。
屈铭的批判会是在地委大会议室里召开的。姬书藤很尴尬，忐忑不安地坐在那里，想象着即将面临的场面。周围嗡乱地浮荡扩散着人们的议论声、谈话声，人们一般都很轻松地对待这类事情，与己无关，习以为常，走走过场。
张森说：“让屈铭上来，现在开会了。”
屈铭就上来了。
他站在会场中间为他留好的一块空地上，一言不发。这时他的确像一个被众人围射的靶子。
张森喊了声：“把头低下来！”
屈铭那颗精彩的头颅毫不犹豫地低了一下，两道长眉遮住了他的眼睛。屈铭在这方面很有经验。
代替姬书藤发言的是一个工会干部，他的嗓音尖细嘶哑，听起来像晚上没有休息好的中年妓女的声音，显得荒谬怪异。会场呈现出一种人为的严肃和义愤，不时有一些丧失了本意的字眼从发言者的口腔里被吐出来，像一些空罐头盒儿，叮叮当当，乒乒乓乓，掷地有声。
姬书藤低着头，不敢看屈铭。好像受审的不是屈铭而是自己，好像自己参加这个会本身就代表支持这件事。他不知道屈铭是否看见自己，但直觉告诉他，屈铭在走上来的时候第一眼就发现了他。他觉得自己像犹大一样不敢面对受难的耶稣。
他可能过于幼稚、过于多情了，把这件事看得太严重，当作奇耻大辱来看待。屈铭却是早已见惯不惊，例行过场，他从头至尾没有发出一点声音，不卑不亢，毫无表情。他可能有意把自己变成一根木桩，戳在这儿，让你们去空费唾沫口舌，而他的心灵早已脱壳而去，在千里万里之外，作逍遥游。
待到张森说“你可以下去了”，他昂首挺胸扭身大步而去，头也不回，如无旁物。
会后，回到团委的办公室，成志敏冷冷地朝姬书藤撂下一句话：“你今天这么干，可是离党组织越来越远了。”
姬书藤心情沮丧，心绪杂乱，有明显的挫折感和失败感。他虽然任性，也还是清楚地意识到自己这次触犯了一个不能触犯的事物，也许会有严重后果，也许会放他一马，他怀着一点侥幸心理。但是他并没有后悔，他只能这么做，别无选择。如果让他放弃感知、判断、选择立场和决定各种事物的权利，那他还算一个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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