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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在我妻子活着的时候，我曾和她谈起过我的家事，谈起过日本人对交河的占领，谈起过如归旅店，当然我说得都是只言片语，缺少脉络和秩序。她是那种小女人，年龄也小，她对战争对日本人的记忆和我则有着不同。她记得的是，日本兵骑在高大的马上，很雄壮的样子，对她也和善，有时看到她，就由西由西地喊个不停，还给过她糖，在那个年代，那可是种不小的奢侈。也记得杀人，那时她太小，家里人不允许她去看，只是回来后说给她听，也不是说给她，而是几个人谈，她在旁边听到记下的，似乎也没什么特别可怖。不过，对土匪倒是惧怕的，他们时常来，抢劫杀人，连小孩子也不放过，每次有匪来抢劫母亲都会把她藏在一个小水缸里，大气也不敢出，直到母亲重新把她从水里提出来。她的风湿也许是那时种下的，后来，手上的关节都相当粗大，让她始终无法并拢手指。据说蜂毒对风湿有一定疗效，于是我们家养过一阵蜜蜂，在窗外的屋檐下挂一个蜂箱，这种方法，是我从交河带过来的。她天天要抓两只蜜蜂，这个小女人，我永远记得她抓蜜蜂时的痛苦表情。蜇过人的蜜蜂必然死亡。妻子把它们放在窗台边上，它们翻过身子，嗡嗡嗡嗡地窗台上转，不一会儿就停止了，变成了尸体。妻子把它们再次抓起，整齐放入到一个小盒子里。她的风湿没被治好，但小盒子里的蜜蜂却满了。我们养过些鸡，妻子却不肯将这些已成为尸体的蜜蜂喂给它们，她最终是如何处理这些蜜蜂的至今我也不知道。但我想，她一定给它们安排了一个她以为的好去处。记得我母亲说过，我奶奶也有风湿，也曾使用过这样的方法，让蜂蜇的滋味很不好受，奶奶一边咒骂一边把丢了蜇针的蜜蜂甩在脚下，用力踩碎，不留痕迹……
当兵的时候，我们有个连长姓郝，东北人，对日本兵真可算是恨之入骨，但极其佩服日本军队的训练方法，他说，要战胜日本，就必须要用日本人的方法来训练，于是……他的办法只用了半个月（当然，他的办法也未必是从日本人那里学来的，可能有许多完全是他的猜测和道听途说）。不少战士开了小差，还有人联合起来打他的小报告。而他，最后被整个罪名关了禁闭，就再没见到他，据说是调走了。
我记得还多。我记得我们连抓到过两个日本俘虏，那真是个意外，要知道，一场仗打下来，无论打得如何惨烈，我们都很少能抓到活着的日本人，包括他们的慰安妇。我们命令：跪下，然后是拳打，脚踢，其中副连长表现得最为激烈。（说句公道话，我们的这个当过军械学院学生的副连长虽然时常会生出些恐惧，有点儿贪生怕死，可是真在战场上他还是英勇的，至少没掉过队。他的恐惧，他的贪生怕死都是在事后，在安静下来队伍修整的时候开始的，我们连长虽然对他的贪生怕死常有鄙视，但也抓不到他的把柄。）最后，我们拔光了其中一个人的头发，让他的头变成了一个鲜血的瓜。副连长把另一个俘虏按倒在地，用一把小铲，敲掉了那个人全部的牙。这一事件在当时挺轰动，我们连队每个人，都有了一个记过处分——但我们连长，一直把它当成是我们的光荣，甚至在全连大会上不止一次地表扬过受处分最重的副连长。他的母亲和妹妹，都是被日本人给杀死的。
这都是后来的事了。
日本兵冲进我们旅店的那天晚上，他们就在店里住下来。我们一家人，举着手，被逼在一个角落里，有一个士兵负责看住我们，其他的则去各屋搜查——我们能听见一些盆盆罐罐的响，每响一声，父亲就皱一下眉头。又有一个士兵走过来，他冲着我大哥大声叫嚷，大哥抱着头，趴在地上——我们不知道他说出的是什么，但猜测，可能让让大哥趴下。前面的日本兵用枪上的刺刀挑起大哥的下巴，另一个士兵则蹲下去，盯着大哥的眼睛……那时候，我的感觉是，眩晕，麻木，所有的知觉都处在一个暂时停止的状态，除了自己的心跳——我不知道后面会是怎样的发生，虽然是第一次接触到日本人，但有关他们的话可是听得太多了，太多了。大哥肯定凶多吉少，他自己一定也是这么想的。
然而。那个士兵却笑了起来。他还拍了拍大哥的头，然后，两个士兵站到一旁，用我们所听不懂的话说着什么，很兴奋的样子，刺刀也被收了起来。我听到在我们这边，有谁长长地出了口气，那口气出得节制，忐忑，似乎还有一股别的什么气味儿。我们的危险暂时过去了。
（后来我当兵，占领某一个地方，走进某个人家，也会用日本兵用的方式对待那户人家里的成年男人，特别是看上去彪悍些的男人，我希望，从那个人的眼神里读出些什么，进而判断：这个人是不是这家的男人，还是化装过的军人；进而判断，如果我们毫无防备地离开这个地方是否安全。这其实是种很有效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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