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欢宋史的朋友一定对神宗年间的新旧两党之争并不陌生，而关于‘变法’也是像《新宋》、《宰执天下》这样的大神之书绕不过去的话题，定要大书特书一番！
而关于神、哲二宗年间的那些文臣名吏，诸如：王安石、司马光、蔡京、章惇、苏轼等等，肯定也是笔下主角们定要接触一番的风流人物。
当然，这只能是作者们的一番臆想，因为‘穿越’是不存在的。
因为‘变法’，新旧两党之争变得空前激烈，彼此不能相容。
而大胡子苏轼，却是新旧两党中的一枚‘奇葩’！
宋朝苏东坡居士在江北瓜州地方任职，和江南金山寺只一江之隔，他和金山寺的住持佛印禅师，经常谈禅论道。
一日，自觉修持有得，撰诗一首，派遣书僮过江，送给佛印禅师印证，诗云：
稽首天中天，毫光照大千。
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
(注：八风是指吾人生活上所遇到的“称、讥、毁、誉、利、衰、苦、乐”等八种境界，能影响人之情绪，故形容为风。)
禅师从书僮手中接看之后，拿笔批了两个字，就叫书僮带回去。
苏东坡以为禅师一定会赞赏自己修行参禅的境界，急忙打开禅师之批示，一看，只见上面写着“放屁”两字，不禁无名火起，于是乘船过江找禅师理论。
船快到金山寺时，佛印禅师早站在江边等待苏东坡，苏东坡一见禅师就气呼呼的说：“禅师！我们是至交道友，我的诗，我的修行，你不赞赏也就罢了，怎可骂人呢？”
禅师若无其事的说：“骂你什么呀？”
苏东坡把诗上批的“放屁”字拿给禅师看。
禅师呵呵大笑说：“八风吹不动，一屁打过江。”
苏东坡惭愧不已。
很显然，苏东坡并未达到他所说的那种：‘八风吹不动’的境界。
修行，不是靠嘴上说说，行到才是功夫。
不过，苏东坡能做出这样的诗，本身就意味着，他的心态要优于常人。
苏东坡一生数次被贬，却心态没有崩，没有像韩愈那样‘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的巨大心理落差，而是仍能苦中作乐。
1079年3月，神宗重用王安石变法。
苏轼因为反对新法，并在自己上书的诗文中‘大发牢骚’，被抓入御史府，史称‘乌台诗案’。
不过幸好宋有刑不上士大夫之说，所以一百多天以后，苏东坡被无罪释放，被贬到胡北黄州（今HG市）。
黄州好呀，长江边，赤壁旁。
我赏大江，观海棠，做《赤壁赋》，黄州猪肉便宜，口感劲道，我做东坡肉吃。
后来旧党重新掌权，苏轼重新被启用，但他在黄州时，也看到变法对人们的一些好处，所以他觉得，可以变法，但不能像王安石那样‘急功近利’的变法，应该慢慢来。
他对司马光掌权后全力打压、否定新党的做派‘颇不以为然’，认为‘变法’还是有可取之处的，于是又上书参了司马光一本。
结果就是苏轼既不能容纳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于是又被贬到了杭州。
杭州好呀，‘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人杰地灵，风景优美。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到了杭州我赏西湖，论禅机，修河堤。
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白居易。
在到后来（1093年），新党重新掌权，苏轼被贬到广东惠州。
惠州好呀，气候温润，一年四季瓜果不断。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到了惠州，我泡温泉，吃荔枝。
再后来，好友章惇执政，苏东坡被贬到海南。
海南，呃，海南当时还不是现在，没有三亚，没有蜈支洲岛，没有天涯海角，没有滨海沙滩，那在宋朝就是个流放犯人的地方。
地处边陲、荒僻湿热、人烟稀少、闭塞落后，在刑法上仅次于满门抄斩，这你总不能在苦中作乐了吧？
可苏轼还是心态很好（当然，也可能是强装的），跟家人处理好了后世，在海南劝农桑，教学生，做海鲜吃，也算是自得其乐。
直到徽宗继位，大赦天下，苏轼才回到常州终老。
因为前文里讲过，苏轼他并没有真的‘破执’，达到那种‘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的境界，所以有时候发发牢骚还是免不了的。
所以才有被贬黄州时画的那幅‘倒霉’画。
当然，这次拍摄是在中海不是在黄冈，见面的地方是中山公园而非胡北赤壁公园，苏东坡先生也没来过中海，但并不妨碍景轩拿这一段典故教训任雪（茳疏影）大班长。
话说任雪约定第二天和景轩在中海中山公园见面，景轩本想拒绝，但任雪没有给他拒绝的时间。
景轩把自己的苦恼告诉给了爷爷（午马），像老爷子求助。
然后说了一大堆莫名其妙的话，说自己肯定是不会去的，但他最后还是去了。
在任雪心中，那个辰中是她的‘白马王子’，心里既憧憬又期待。
而午马作为爷爷，则先过来看看，（这个孙媳妇满意不？）
当进了睡仙亭看到景轩之后，一对欢喜冤家又吵了起来，景轩拿苏东坡‘倒霉’的典故教育她。
电影还展现了一段景轩的书法，是‘瘦金体’，景轩从小就练，已经有了几分火候，不会比跟皇阿玛讨教的褚青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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