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意力的这种无法持久也是因为信息的价值越来越短暂，“一本论说性的书的价值能延续二十多年；报纸上讯息的价值却只有一天，一天之后我们就把它丢进垃圾捅；更极端的是，如德国科学仕会学家克诺尔—塞提纳（Knorr-Cetina，2000）所示：给国际货币贸易商看的讯息有时候只有区区二十秒的有效期（或价值），你的对家在那个时点上可以任意改变正在商谈中的交易合同上的价格范围。”这种“短命的”的信息每天如排山倒海般地吞噬着人的生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没有价值的信息就是垃圾，“作为垃圾的信息比没有信息更糟。”这种技术性大脑倦怠还表现为新形式的精神压力。在大脑海马的某些点上，在我们保持持续性局部注意力的过程中，控制感和自尊感往往出现崩溃，我们的大脑无法在这么长时间里保持监控作用，最终，长时间的数字连接导致了大脑压力过大。许多人在网上工作，一干就是好几个小时，中间也不休息。不过，他们称这样的工作状态使他们频频出错。一旦离开电脑，他们感到孤离、疲倦、易怒和注意力分散，好像坠入了数字迷雾。在这种压力下，大脑本能地向肾上腺发出分泌皮质醇和肾上腺素的信号。短期来看，这些应激激素可以提高能量水平并增强记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会损害认知，导致抑郁症，并改变控制情绪和思维的海马、杏仁核和前额皮质的神经回路。慢性和长期的技术性大脑倦怠甚至可以改变大脑的结构。“信息时代带来的一个问题是信息过多，过多的信息将会导致认知的疲劳和正确处理新输入信息能力的降低。”
这样的改变所导致的“社会性后果”，就是使人们丧失注意力和创造力，被无用的虚假的信息所耗尽，造成对人的种种伤害。例如在上网兴奋之后，在沉溺者身上往往会出现难以集中注意力的“注意力匮乏性紊乱”，以及难以适应日益加快的信息流的“信息－生物学匮乏综合症”、整体的自我被割裂的“碎片症”、也是吉布森所称为的由信息过剩所造成的“神经削弱综合症”或“黑色眩晕”等等。
由于经济、政治利益的介入，在网络上争夺人们注意力的争斗必然日趋激化，更容易导致注意力的污染与扭曲、注意力的单质化、快餐化等等，今天，我们无时无刻不被网络和各种其他信息所包围，我们的注意力被各种或是耸人听闻、或是扑朔迷离、或是引人入胜的消息所牵引，注意力的争夺也导致了注意力的泛滥：我们一方面失去了长久的注意力，另一方面又在不断变换我们的短期注意力，使得我们尽管在不断使用注意力，却没有留下任何记忆，信息文化活动于是成为无指向、无目标、无内容的空洞活动，这也印证了麦克卢汉早就发出过的警示：“一旦拱手将自己的感官和神经系统交给别人，让人家操纵——而这些人又想靠租用我们的眼睛、耳朵和神经从中渔利，我们实际上就没有留下什么权利了。”
可见，现在的数字技术正在改变人的大脑神经联系的发育和机能，以至于我们的社会似乎正在分裂成两个文化群体：一个是数字土著，他们在计算机技术世界中出生；另一个是数字移民，他们在成年时才开始学习使用计算机技术。今天年轻的数字大脑正在适应一种由技术驱动的文化，其明显的负面效应是，当孩子的大脑受到过量的电视、电脑、视频和其他数字的刺激时，他会出现多动、烦躁和注意无法集中的障碍。青少年花费在游戏上的时间越多，他们大脑前面部分的关键区域活动的时间就越少……出现视频大脑综合症。只有真实的生活世界、从而只有日常的社会接触可以提高大脑智能和认知能力。
上面所谈到的换句话说就是：每种媒介都会使人形成一些认知能力，但同时也会损害其他认知能力。下面的文章主要从后者阐明了互联网的这种认知效应：
如今，互联网让我们可以轻松获得前所未有的海量信息。但是越来越多的科学证据表明，互联网因为经常让人分心而且形成干扰，也会让我们在思考时变得分散、肤浅。
影响思考深度
研究结果令人深感不安。至少看重思考的深度而不是速度的人会有这样的感觉。研究表明，人们在阅读充斥着链接的文本时，领会的东西比阅读传统的直线式文本要少；而观看热热闹闹的多媒体展示的人记住的东西也不以更为安静、专住的方式汲取信息的人；不断受电子邮件、警示信息和其他信息干扰的人理解的内容少于能够专心致志的人；此外，同时应对多项任务的人与一次只做一件事情的人相比，创造力和生产力都要逊色一筹。
这些劣势存在一条共同的主线，那就是注意力的分散。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思想、记忆甚至人格的丰富多彩取决于我们集中注意力和保持全神贯注的能力。
如果我们不断受到干扰，就像上网时那样，那么我们的大脑就无法形成强烈而广泛的神经连接，而这种连接会让我们的思考变得深刻而独特。在经常分心的情况下，我们不过是信号处理个体，迅速引导杂乱的信息进入短期记忆区域，然后很快又让它们从这个地方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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