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元伦理学的基本观点，能满足人的需要就是“善”，基本的善甚至最高的和终极的善，就是让人快乐和幸福。如果将善定义为需要的满足、快乐和幸福的达到，那么技术善就可以说是通过技术而实现的人的需要的满足和快乐幸福的达到，或者说是因为使用技术的而使人获得某种满足。由此，技术善也就是技术对人之善，人使技术发挥善的功能和作用，也是技术之善用而非恶用等等，是技术之人性效应的同义语。
一、两种技术善
我们知道，技术并非总是被善用或发挥善之功用，问题是在总体上技术是否是一种善？可以说，人类从事科学技术的总体动机或目的是“善意的”。这不仅表现在人类最初科技活动的起因上，而且我们今天所进行的几乎所有的科技活动也都是出于这种目的，例如现代生物工程是为了改善人类生命的质量，现代信息技术是为了扩展个体生存的时空，现代自动化技术是为了使人摆脱繁重的体力劳动乃至单调的脑力劳动，现代环境科学则是为了给人们营造更好的生活氛围……由此可以形成一个总体性的评价：我们为什么需要技术？是因为它能给我们带来“好处”，能满足我们的需要，这是人发明、创造和使用技术的初始目的，由此而言，技术具有“善”的价值，技术是一种总体善。
与技术善对应的是技术恶，就是技术对人的需要、快乐和幸福的损害，导致人的痛苦和不幸等等。当我们说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时，也需要看到它也是人为性的第一破坏力，从这个意义上两相对照形成了最强大的善（手段）与最强大的恶（手段）；作为一种人工性的善恶，技术在这里就成为自然性的善和恶的“放大器”，技术的发展从而“对善和恶都带来无限的可能性”。
追寻善的含义，不仅可以从正面理解它，也可以从反面理解它：不仅是我们所需要的什么，也是我们所不需要的从而能够避免的什么，具体说就是：“善”不仅是我们能够获得的快乐，而且是甚至更是能够为我们消解和避免痛苦。因此，善就应该可以有避免痛苦之善与获得快乐之善两个相互关联但又有所不同的维度，这也类似于卢梭理解自由的含义时所采用的视角：自由不仅是人可以做自己想做什么的自由，更是可以不做自己不想做什么的自由。这就告诉我们，达到善之目的或效果可以有两种不同的途径：一是直接增加更多的幸福和快乐；二是通过减少痛苦来达到幸福和快乐，它们有时是同一效果的两个方面，从而界限模糊（如趋乐同时就可以避苦，避苦就是在趋乐，亦即肯定就是否定、否定就是肯定），但毕竟还是有一个基本的划分，由此形成走向善的不同进路。
如果技术善可以从这两个维度去理解，那么实现技术之善也可以区分为两种既相联系也相区别的方式：其一是用技术来直接增加人的幸福和快乐，其二是用技术来减少人的痛苦。换句话说，技术的善用，抑或以善为目的发明开发的技术，应该是可以用来减少与消除人的痛苦，或者可以在没有痛苦的情况下增加人的幸福，无论是从类上还是从量上来达到这两种结果，都属于技术善的范畴。由此，行善的技术也就有了“趋乐”技术与“避苦”技术之分；或技术的“趋乐”功能与“避苦”功能之别。合起来，技术的趋乐避苦，就基本构成了技术善的全部内容。
接下来的问题是，实现技术善的这两种方式的关系如何？尤其是当资源有限，需要进行二者择一的选择时，何者优先？就是说，不仅要追求技术善，而且对于这种追求的方式还存在一个选择的问题。
二、合乎价值理性的选择
如果要在种技术善之间进行一种选择，笔者认为更应该着力于通过技术去减少人的痛苦而不是增加人的幸福，也就是形成这样一个总的观点：技术的避苦消难功能优先而增福趋乐功能在后。
那么我们为什么需要对技术善进行这样一种选择？
从总体上说，若将技术善定位于求福趋乐为主，常常导致意想不到的恶，还可能加剧人的贪婪与社会的不公正，使技术的发展走偏方向。今天的基因技术被限制在基因治疗而不是基因增强，就是体现了这一原则。
具体说来，技术善的选择若以增福趋乐为主，就很可能导致如下的情况发生：
一是导致更大的贪欲，从而导致更大的恶。技术为我们创造着越来越的财富，一旦跃过了生存的必要界限之后，似乎就不会再增加什么幸福感了，至少是产生了边际效应，甚至反向效果，即越是富足，就要求越高，从而越不满足，越不幸福，反而越痛苦。再或致使技术成为容格所说的进行掠夺性开发的“妖术”，其消耗是如此之大，以致吞没了胜利，这就是为什么指望技术增加人的幸福时反而得不到幸福。这也是卢梭批判科技的出发点。无休止地追求更多的财富甚至成为恶的导火索。正因为如此，所以当纳米技术以“用原子合成一切”的制造理念，为我们展示了未来“有了图纸就有了一切”的财富前景时，并不能据此认为就可以使人类对于财富的追求能够达到心满意足的快乐，反之会因更大的不满足而爆发甚至“星球大战”之类的人间争斗。对一切为我们“开创”想象中更多富足和幸福的技术，我们都必须保持这样一种警醒，那就是超于常态的富足所导致的问题甚至比贫穷所招致的问题还要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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