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正在日益广泛而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甚至给人性的演变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迹，使得技术的人文问题中，形成一个最深沉的问题，就是如何看待技术对人性所施加的影响和作用，包括人的尊严、人的本质、人的善恶等等是否在不断地被技术所改变，以及是否应该赞同这种改变？这就是一些基本的人性问题经常会面临不断翻新的技术的挑战，使得相互之间的冲突和调适成为每一个技术突破时代都要被激荡起来的话题，也使得对生命和人性等等的“过度科学化”与“过度人文化”的态度都需要调整。
一、对生命的理解：过度人文化
人类对生命的技术操作，近几十年来取得了惊人的成就。目前，我们已经可以在遗传分子的水平上，通过基因工程来“修改”生命，甚至创造出新的生命形式，大量转基因植物和转基因动物的出现，就表明了这一点。2010年5月20日，美国科学家宣布世界首例人造生命——完全由人造基因控制的单细胞细菌诞生，并将它命名为“人造儿”。这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实验表明，新的生命体可以在实验室里“被创造”，而不是一定要通过“进化”来完成。
现代医学和生物学，对于人的生命的技术操作，也取得了巨大的进展，迄今我们可以或正在探索对人体生命进行四个层次上的技术操作：（1）对外形的“修改”或“补充”，如对五官的整形或断肢的再植；（2）对内部器官的医治和移植，供移植用的器官既包括天然的器官也包括人造的器官；（3）细胞水平上的操作，如体外受孕、试管婴儿，也包括生殖细胞和体质细胞的克隆技术等；（4）分子水平上的操作，如目前正在试验的基因治疗，在将来还可能通过对人体基因组的修改来进一步改善人的生命质量，甚至使人发生生物性的新进化。
然而我们知道，自古以来，生命，尤其是人的生命，一直环绕着神圣与神秘的光环，成为思想家和艺术家敬畏、赞叹乃至崇拜的对象，也是哲人们总在言说但又永远言说不尽的话题，以至于干脆用“人是万物之灵”来进行了最高的概括，人类对生命的理解在这种背景下主要为人文化和浪漫化倾向所主导。当对生命的这种人文情怀面对着生命被进行技术操作的时候，必然会引发对生命理解上的冲突：生命是可随意操作的对象，还是一种神圣的存在？生命是一种可以分析和分解的大分子集合体，还是一经分析和分解就会失去其终极意义？尤其是对于人的生命来说，它是否可用技术手段加以操作或更改，人自己能否预测和承担这种操作成更改的后果？而理解上的冲突又必然导致对待生命操作技术的态度不同，于是有了由克隆绵羊“多莉”引起的世界性争论，出现了主张将克隆技术运用于人和坚决反对将其运用于人的两种对立观点。
对生命的这种不同理解实际上牵涉到一个根本性的关系：生命的神圣性和生命的可操作性之间是不是不相容的？或者说，关于生命的神圣性观念是否会阻碍对生命技术操作的开展和进程，而对生命的技术操作是否必然会有损于生命的神圣性？
历史上，对生命的神圣性理解确实阻碍过对生命操作的开展。在医学史上，曾由于受宗教关于人的躯体神圣性这一信仰的影响，使尸体解剖遭到许多人的反对，医学的发展因此曾受到影响。直至今天，关于死者的器官捐献，仍被许多亲属视为不人道之事，他们希望死者能完整无损地进入天国，在另一个世界生活得幸福，这就造成了可供移植的器官来源稀少，既妨碍了医学正常功能的发挥，也影响到研究的开展。
除了这种宗教性理解的阻碍之外，还有过度人文化理解的阻碍，这就是用言说不清的“生命的意义”、“生命的终极关怀”等等来否认用科学技术的手段揭示生命奥秘的意义，这通常是许多人文思想家所持的看法。如狄尔泰认为，生命是一种活力而非实体，是一种永恒的冲动，不可遏制，无固定的方向和顺序，人们无法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去理解它，而只能凭借个人内心的体验去领会，再通过知觉、情感、艺术、宗教等表现出来。维特根斯坦说：“我们觉捐即使一切可能的科学问题都能解答，我们的生命问题还是仍然没有触及到……人们知道生命问题的解答在于这个问题的消灭。像“生命高于生命”，“生命是超出于生命的东西”、“对生命的科学认识越深，生命就离科学越远”之类的说法，就多少是这种过度人文情怀生命观的写照。在这种生命观看来，科学技术不仅不能揭示生命的本义，而且还会损害生命的意义，如韦伯就认为，随着科学、技术、教育等等的发展，人的世界观越来越理性化，从而解除了由传统的宗教、巫术赋予世界的魔咒，将这个世界显现为一个因果机制，于是生命的意义失去了存在的基础，生命的价值也失去了终极的意义。马尔库塞认为科技文明日益深重地破坏了人和动物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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