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星期六陶小夭跟着姑姑姑父表哥表嫂回到家，感觉心情一下特别地舒畅。
她把买回来的东西都交给了妈妈，另外还交给妈妈500块钱。
妈妈收下东西又把钱锁进箱里，便去招呼姑姑姑父他们了。因为大伯家做寿，他家客人太多，所姑姑姑父便住在我家。
大伯早些年在人民公社工作，当过几年副社长，后平调县里，先后在几个部门任过职，但“副”字始终没抹掉。没拧“正”也有没拧“正”的好处，遇着好事办一办，出了大事推一推，省得担责操心。反正领导有甚他有甚，喝酒吃肉都有份。
大伯调到了房管所，如愿以偿当了一把手，不过房管所是计委的二级单位，大伯明升暗降，属于括号干部。
对组织上的使用，大伯自有看法，去房管所上任时，计委主任在职工会上介绍，说大伯到房管所上任，仍按副科级待遇。大伯插话，“房管所是名副其实的股级单位，我充其量就是个股长，股字还是屁股的股。”大伯的幽默引得下面哈哈大笑。
别小看大伯这个“股”级干部，羊粪珠珠打炭，大小也算一颗圪蛋，全县公有住房的管理和分配都归他管。
小松是个快二十四岁的人了，因房子问题，婚期一推再推，父母急得团团转。我曾多次向领导申请，但由于房源紧张得不到解决。
听说大伯调到了房管所，小松满怀信心走进了大伯的办公室，因为小松和大伯不仅有一层老乡关系，还有一层八竿子都打不着的亲戚关系，大伯是我二婶两姨的姑舅哥哥，因此，大伯属于“叔”字辈。
一进门，看见大伯坐在那把交椅上，嘴里噙着一根烟，面前放着一杯茶，小松手里拿着一张报，进门后，我很有礼貌地尊称道：“大伯！”
大伯眼皮向上一翻，从眼镜上面的缝隙里看了我一眼，嘴里“嗯”了一声，只说了一个字:“坐”。
看到大伯这幅似理不理，冷若冰霜的面孔，才体会到人们说的正确，顿觉心里凉了半截。勉强将我的困难说了一遍，大伯只管看报、喝茶，连眼皮都懒得再向上翻了。
小松说完后，二伯半天才慢悠悠吐出两个字：“没房。”
看着大伯这幅姿态，一股无名之火油然而生。但小松转念一想：求人办事哪能理直气壮，既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我强压怒火，勉强恳求道：“陶所长，我工作也好几年了，父母亲为我的婚事着急得一筹莫展，你看能不能想点考虑!”
这时大伯放下手中的报纸，摘下架在鼻垂上的眼镜，不耐烦地从椅子上“腾”地站起，我满怀希望，没想到大伯口气更加生硬，用无名指敲打着桌子，劈头盖脑训斥道：“你怎么年轻轻的这么罗嗦，没房就是没房，我又不会造房，有什么考虑头，不相信你找政府去。”
听到此时，小松再也按捺不住胸中的怒火，口气也变得有点生硬：
“找政府？找政府要你们房管所干甚？”
“政府不给拨款，我不会造房。”大伯摆出了他的理由。
小松说“不管会不会造房，你不应该这么讲。”
“我怎么讲，实事求是嘛，没房就是没房。”
“没房？你们怎么有房，轮到我就没房了？”
小松一鼓作气把憋在肚子里的窝火，一古脑儿地全部倾泻到身上，气得大伯直抖，喊叫道：“谁的儿子住了好房？你今天得说清楚？”
这时房管所的其他职工听到我们吵闹都跑来看热闹，凑红火。有的职工故意起哄道：“后生，你说话可得负责任，谁的儿子住了好房，你得给大家说清楚？”其他人也故意说：“对对对，话可不能胡说。”
其实，对大伯的做法大家也是褒贬不一，多数人对他很有意见，话里话外都想让小松把这个窟窿捅破。
（2）
借此机会小松也豁出去了，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直截了当，一针见血就挖到了大伯的烂处。“我当然要说清楚啊。”小松故意把声音拉得很长说道
小松这一问，像揭了疮疤一样，疼得大吼道：“你别在这血口喷人，胡说八道，那是组织上同意的。”
“组织上同意的？”
小松反复咀嚼着这句话的用意。原本这句话是非常正确的，现在却成了这些人用来推卸责任的法宝。就像一颗没边没际、没楞没角、没抓没拿的刺猬，你想上去咬一口，都找不到下口处。
“这是哪个组织同意的？”小松一点也不退让。
那是去年冬天的事，大伯的大儿子要结婚，却没有房子，急得大伯也是团团转。
大伯原在计委任副主任，机构改革开始，计委几个头头年龄都在四十岁以上，如果原班人马不动，年龄降不下来，年轻干部就提不上去。正好房管所有一个空缺，县委几次研究，大伯几十年来大错没犯，加之又不到退居二线的年龄，文化虽然不高，也捉不住放下去的把柄，就这样大伯理所当然，趾高气扬地来到房管所任了一把手。
“这便是所谓的“组织上同意的。”
父亲那套一进两开八十多平米的房子里。
后来，群众对大伯这一作法意见较大，反响强烈，县委、县政府对群众反映的这些不正之风，要求进行自查自纠。在一次县委召集的环节干部会议上，大伯做了一番自我检查，并承诺要按照县委县政府的要求尽快将儿子的住房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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