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队的故事（三）
/三十二/
到了太原，开始下雪。在车站蹲了几个钟头，转慢车到了介休。买到了第二天的汽车票，又在小城里逛了一圈，天色已晚，觉得再去住旅店实在不合算。——光是睡一觉也得花六毛，决定还是在车站候车室去熬一宿。既然节约了三块六毛钱，大家又都赞成买点儿熟鸡吃。“买三只，每人半只吧。”卖熟鸡的老头儿提个匣子，点一盏小油灯，昏暗的灯光下是一面油污的玻璃，透过玻璃隐约可见四只鸡安稳地躺着。老头儿从来没做过这么大笔的买卖，高兴得胡子发抖，说随便再给他添几毛，四只鸡就全是我们的，他也愿意赶紧回家去吃一口热饭，睡一个好觉。我们又给他添了四毛，托着四只鸡回车站。
王建军和他的三位女当家，正坐在候车室里发呆。
王建军立刻迎上来：“你们找到住处了吗？我们去了几家旅店，都客满。”
“正合适，省下钱吃鸡！”小彬说。
“嗬！真没少买。”
“合一块钱一只。”
“够值的。”
“嘿，哪儿去？别走，一块儿吃！”小彬已不再沉默，想抓住一切人、一切机会，来冲淡刘溪留给他的忧伤。
王建军朝他姐姐那边望望，有些犹豫。
小彬使劲一按他的肩膀：“少废话，坐下！”
四只鸡摊开，转眼间被大卸八块。插过队的人都知道，此刻谁斯文谁倒霉。这还是刚刚离开北京，要是在村里，这时大约连鸡骨头也嚼碎。在村里，谁家里寄钱来谁就请客，至少要花掉汇款的一半。几个人兴冲冲到公社去，眼睁睁在邮局取了钱，眼巴巴在供销社买了罐头，急匆匆找一眼闲窑，把罐头打开，想得周到的带了勺子，粗心的只好下手抓，顷刻间肉尽汤干，咂吧咂吧嘴，一脚把空罐头盒踢下崖去，听一会儿狗在崖下的厮打声，只把另外一半汇款拿回村去慢慢受用。这会儿肚子里毕竟还有油水，吃得慢多了。仲伟心细，想起那三位女士。
“嘿，给你姐姐她们拿点儿去。”
“对对对，她们也没吃晚饭呢吧？”
“不用，不用，她们不饿。”
“你这小子没良心，你姐姐对你多好！”
我们是有点儿羡慕王建军，有那么一个好姐姐在身旁。他姐姐长得并不十分漂亮，脸色有些苍白，个子虽高，但身体显得纤弱。她看王建军的时候，目光简直像个母亲。这时候，她正和两个女友挤在一起，三个人静悄悄的仿佛连呼吸也没有。她们这么放心王建军跟我们在一起，让我们感动，心里暖暖的。她的两个女友，一个长得算漂亮，另一个算得上丑。
“你要是不去送，”小彬晃晃拳头，“你盯着。”
仲伟拣了几块好肉，放在一张干净纸上。王建军只好送去，刺溜一下跑过去，刺溜一下又跑回来。太简单了点儿。
一会儿，算得上丑的那个姑娘走过来，也在我们面前放下一个纸包，一句话不说，以更快的速度走回去。有那么半分钟的寂静。随后我们都喊起来：
“嘿，烧饼！”
“北京的烧饼！”
“还是热乎的。”
“别神了。”
“不信你摸摸！”
我们朝三位女士那边望。她们正偷偷地笑，也朝我们望，见我们正望她们，又都低下头。她们身旁有一个大铁炉子，炉壁的某个地方被烧红了一块。
吃着热烧饼，吃着鸡，时而还感觉到三个女性的目光。窗外漆黑，窗台上落了一层薄雪，玻璃上蒙了一层水汽。候车室里人不多，这个小站没有几班夜车。有几个农民裹着羊皮袄，或者抽烟，或者打呼噜。
我抹抹嘴，问王建军：“你那包‘牡丹’呢？”
“哟，让我姐姐给拿走了。”
“没事儿，我就问问。”
“我给你要去。说是你抽，她多半儿给。”
“别价别价，坐下坐下。”
“你们在村里，敢当着女生面抽烟吗？”他问。
“有什么不敢的？”
“我们村的男生就不敢。”
“怕什么。”
“怕她们给传到家里去。”
其实我们也不敢，倒不是怕别的，是因为女生们都有个偏见，认为抽烟一定是学坏的开始。其实抽烟真是有些好处，每天晚都喝稀的，几泡尿一撒，一会儿就又饿了，买鸡蛋吃又太贵，一包烟几个人抽，整晚上嘴里都有事干。单是怕她们给传到家里去？王建军到底小几岁，没悟透这中间的妙处。
王建军靠在小彬身上吹口哨，吹的是《星星索》，吹得缓慢、缠绵，倒不像只有十五岁。
“你的乐感真不错。”仲伟说。
王建军又笑了：“车上那帮走调儿大爷也不知是哪儿的。”
小彬直着脖子唱《三套车》。
“行了你！”仲伟拦住小彬。“你就是走调儿二爷，听王建军的。”
“唱什么？”
“随便，越黄越好。”
他唱了《鸽子》《喀秋莎》《罗梦湖》《桑塔露琪亚》……开始我们都跟着唱，慢慢逐个被淘汰，只剩了王建军和仲伟。他会的黄歌真不少。那时一切外国歌——除了《国际歌》——都算黄歌。不过“黄歌”二字在知青嘴里正失去着贬义。
“在那一八九五年的时候，芒比他离开了家园，穿过了马雅里大森林，走向那无边的草原……”
“不知道？古巴的《芒比》。”王建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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