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四年十月三十一日
亲爱的孩子：几次三番动笔写你的信都没有写成，而几个月的保持沉默也使我魂不守舍，坐立不安
。我们从八月到今的心境简直无法形容。你的处境，你的为难（我猜想你采取行动之前，并没和国际公法或私法的专家商量过。其实那是必要的。），你的迫不得已的苦衷，我们都深深地体会到，怎么能责怪你呢？可是再彻底的谅解也减除不了我们沉重的心情。民族自尊心受了伤害，非短时期内所能平复；因为这不是一个“小我的”，个人的荣辱得失问题。便是万事随和处处乐观的你的妈妈，也耿耿于怀，伤感不能自已。不经过这次考验，我也不知道自己在这方面的感觉有这样强。五九年你最初两信中说的话，以及你对记者发表的话，自然而然的，不断地回到我们脑子里来，你想，这是多大的刺激！我们知道一切官方的文件只是一种形式，任何法律手续约束不了一个人的心―在这一点上我们始终相信你；我们也知道，文件可以单方面地取消，只是这样的一天遥远得望不见罢了。何况理性是理性，感情是感情，理性悟透的事情，不一定能叫感情接受。不知你是否理解我们几个月沉默的原因，能否想象我们这一回痛苦的深度？不论工作的时候或是休息的时候，精神上老罩着一道阴影，心坎里老压着一块石头，左一个譬解，右一个譬解，总是丢不下，放下开。我们比什么时候都更想念你，可是我和妈妈都不敢谈到你；大家都怕碰到双方的伤口，从而加剧自己的伤口。我还暗暗地提心吊胆，深怕国外的报纸、评论，以及今后的唱片说明提到你这件事……孩子出生的电报来了，我们的心情更复杂了。这样一件喜事发生在这么一个时期，我们的感觉竟说不出是什么滋味，百感交集，乱糟糟的一团，叫我们说什么好呢，怎么表示呢？所有这一切，你岳父都不能理解，他有他的民族性，他有他民族的悲剧式的命运（这个命运，他们二千年来已经习为故常，不以为悲剧了，看法当然和我们不一样）。然而我决不承认我们的看法是民族自大，是顽固，他的一套是开明是正确。他把国籍看作一个侨民对东道国应有的感激的表示，这是我绝对不同意的！―接到你岳父那样的信以后，我并不作复，为的是不愿和他争辩；可是我和他的意见分歧点应当让你知道。
孩子不足两个月，长得如此老成，足见弥拉成绩不错。大概她全部精力花在孩子身上了吧？家里是否有女工帮忙，减少一部分弥拉的劳累？做父母是人生第二大关，你们俩的性格脾气，连人生观等等恐怕都会受到影响。但愿责任加重以后，你们支配经济会更合理，更想到将来（谁敢担保你们会有几个儿女呢？），更能克制一些随心所欲的冲动，减少一些不必要的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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