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跌宕起伏的“隆庆”与“万历”
朱载垕，世宗第三子。1566年登基，年号“隆庆”。即位后，力图革除弊政，对朝廷不合时宜的政令进行修改，召用世宗朝因直言进谏而获罪的大臣，释放兵部主事海瑞出狱，为冤死的人平反昭雪。惩办方士，罢斋祭之礼及各种例外采买，减免赋税，与民休息。任用礼部侍郎张居正为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参与机密事务，为隆庆至万历初年的改革奠定了基础。在位期间，明王朝军事力量较强，隆庆二年（1568年）调戚继光北上防边，整顿防务，加强对京师地区的防卫。后期由于他喜爱游玩挥霍，常怠于政事，以致嘉靖以来的统治危机未能从根本上缓解。内阁首辅之争不息，财政匮乏现象严重，阶级矛盾日趋尖锐。
到1572年，明穆宗第三子朱翊钧登基，年号“万历”。他即位时才10岁，起初重用内阁大学士张居正，从事改革，使明王朝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都有所振兴。新政后，他清算功臣、大肆敛财、深居皇宫、荒淫享乐、政治腐败，阶级矛盾日益激化。
守成皇帝朱载垕明穆宗朱载垕是世宗皇帝的第三个儿子，登基时30岁，年号隆庆，是明朝历史上的第十二任皇帝。朱载垕是明朝历史上一位平和的皇帝，不像太祖、成祖那样文治武功赫赫，也没有宪宗、武宗那样的荒唐之举。在他统治期间，几乎没有爆发什么重大的变故，江山稳固。可以说他是继明仁宗朱高炽之后，又一位出色的守成之君。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稳健、低调的性格。在皇子时期，朱载垕就处处小心谨慎，处事得体，深得朝中大臣的赞赏。从小就养成的平静、祥和的性情，也是他能够顺利登上帝位的保障。
隆庆年间将严嵩时期的乌烟瘴气一扫而空，朝廷政治开明。一时间隆庆朝人才济济，许多万历朝的名臣都在这一时期开始崭露头角。文有徐阶、张居正、高拱、杨博；武有谭纶、戚继光、李成梁。真是“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这些名臣良将能够实现抱负，还要归功于隆庆皇帝任人唯贤，给了他们发展的空间。纵观明朝前几代历史，比如成化朝也曾人才济济，为后世称道。但由于帝王的不思进取，他们终究辜负了自己的才名，没有在历史上写下光辉的一笔。
这一时期，社会稳定，百姓安居乐业，经济比嘉靖朝有了很大的飞跃。虽然朱载垕在位的时间仅有短短6年时间，却在明王朝向一个鼎盛繁荣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万历前十年的繁荣，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张居正。正是朱载垕大力扶持，才能够让张居正在政务上充分施展才能。更为关键的是，正是有了穆宗皇帝对前朝弊政的改革，才为万历朝的繁荣扫清了障碍。朱载垕的历史功绩卓著，应该位列明朝历代明君之一。
人无完人，朱载垕也有自己的缺点，而且有意思的是朱载垕的统治颇有无为而治的味道，后世很多人认为他懒于朝政。史书上记载，他在位的6年里只召开过两次阁臣朝会，经筵上也很少发表自己的意见。很像春秋时期的齐桓公，懒于政事，把朝政都托付给管仲打理。
朱载垕一生过度沉溺于酒色，整天泡在后宫里寻欢作乐，最后他也是死于色，成为明朝历史上又一位英年早逝的皇帝。
隆庆朝最大的忧患是没能解决北疆边防危机的问题。虽然东南沿海的倭寇之乱已被沉重打击，但是北部边防却并非太平无事。比如隆庆朝发生的“庚戌之变”是继“土木堡之变”也先部队包围北京城之后，蒙古部落又一次较大规模的入侵中原的事件。蒙古骑兵兵分两路，一支从山西方向，另一支从卢龙、滦河方向同时逼近北京，隆庆皇帝急调各处边兵放弃防地勤王保驾，这才保住了北京。
当然，蒙古人也明白孤军深入根本无法占据北京。他们更加关心的是金银财宝、壮丁工匠。因此，这次蒙古人和往常一样，并没有大举进攻北京，而是在周边地区烧杀掳掠了一番后，带着战利品满载而归。不过这次战争也着实给隆庆皇帝敲响了警钟，认识到了边防的重要，更加关心北疆的防御。好在有张居正这位谋臣在朝，戚继光这位名将在边，他们为巩固明朝的边防做了很多努力。经过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终于遏制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再没有爆发蒙古大规模入侵的事件。
隆庆六年（1572年）五月，皇帝突然感到身体不适，被女色掏空了身子的隆庆皇帝，就这样一病不起，走完了6年的帝王生涯，终年36岁。他匆匆忙忙把大明江山交到了年仅9岁的皇子朱翊钧手中。
名家回眸
历史学家樊树志曾评价说朱载垕的一大优点就是用人不疑，这给他的臣子提供了充分的发展空间，于是，隆庆朝及随后的万历朝前十年，成了明王朝高度发展的时期，也可以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巅峰时期。
“宰相之杰”张居正明穆宗临终前，把自己年幼的儿子朱翊钧托付给高拱、张居正等几位大臣，希望他们能好好辅佐小皇帝朝政。其中张居正是穆宗最信赖的辅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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