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统六年（1441年）年末，朱祁镇与文武百官饮宴。按照惯例，宦官没资格参加。但朱祁镇时刻不忘他的“王先生”，宴会中间专门派人探视。使臣到时，王振怒气正盛，说：“周公辅成王，我独不可一坐乎？”使臣回报，英宗不仅不以为忤，反而不惜违背祖制，召王振入席。王振到时，百官望风而拜。从中可见王振权势之盛以及百官的奴媚之相。
正统八年（1443年）六月，因为大理寺少卿薛瑄不肯巴结自己，王振捏造罪名，唆使皇帝将他罢黜为民。正统九年（1444年）七月，驸马石璟责骂本府的太监，王振物伤其类，认为有辱于自己，便在皇帝面前诬告陷害他，皇帝将石璟下狱。无独有偶，同年七月，霸州知府张需因为宦官扰民，鞭笞他的兵丁，王振知道后，大怒，将张需逮捕下狱，贬谪流放。王振专权日甚一日，锦衣卫兵士王永愤愤不平，将王振作恶的事迹一一列举，写成传单，张贴于各交通要道以及王振侄子王山家，后被巡察兵士发现捕获。王振将王永磔死，从此朝臣无人敢对王振发一句微词。
正统十一年（1446年）正月十三日，明英宗颁旨让王振侄儿王林世袭锦衣卫指挥佥事，其他宦官之侄也都有世袭的权力，开了宦官世袭官职风气之先。
正统十一年（1446年），太皇太后张氏指定的辅国大臣“三杨”之一——杨溥去世，至此，“三杨”全部逝世，朝中更无人敢遏制王振，王振的羽翼更加丰满，顺王振者昌，逆王振者亡，王振权倾朝野，视天子为门生，视勋戚为奴隶，几乎成了明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武功中尉指挥华嵩和王振的侄子因为一个妓女而争风吃醋，发生争执，王振非但不制止其侄，反而派打手剃光华嵩的头发，在其头上涂上漆，将其枷锁在教坊门口示众。不仅如此，王振还公开收贿卖官鬻爵。江阴布衣徐颐送重金贿赂王振，王振授他中书舍人之职；常熟的魏某也以重金打通门路，获得主事之职。故时人讥讽他们二人为金中书、银主事。朝中人人自危，甚至堂堂的兵部尚书徐晞见到王振，也立即下跪。正统十三年（1448年）二月，王振花费数十万，劳役一万多军民，大力重修元初建于长安街的庆寿寺，也无人敢有怨言。
王振骄奢淫逸，英宗却对他宠幸有加，明王朝一步一步走向衰落。
名家回眸
柏杨先生曾说：中国的第三次宦官时代，由王振揭幕。翻开明朝的历史，能查到的第一个祸国殃民的太监就是王振。对于第三次宦官时代的特征，柏杨先生有自己的高见：政府高级官员和士大夫阶层，公然无耻地争向宦官卖身投靠。这是第一、第二次宦官时代所没有的现象。
其实，明朝宦官之祸不容小觑，但是还没有到汉末以及中晚唐时期能把皇帝的废立死生操纵于手的程度。明朝的权力都集中在皇帝手中，宦官就如同寄生虫，他们的“寄主”皇帝一死，或者突然变脸发威，宦官本人权势顿时消散。
土木堡之变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英宗亲征瓦剌。八月，在土木堡进行的一场战役中，英宗被俘，宦官王振也被愤怒的明军将领杀死，是为“土木堡之变”。事情还得从瓦剌的兴起说起。
洪武元年（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下令大军北伐，大将军徐达领命前行，元顺帝被迫携带后妃逃往上都（今内蒙古开平）。次年，元顺帝又被8万明军驱至应昌。元顺帝看到自己被敌军追赶如丧家之犬，内心抑郁凄惨，竟哀婉地唱起来：“失我大都兮，冬无宁处。失我上都兮，夏无以逭暑。惟予狂惑兮，招此大侮。堕坏先业兮，获罪二祖。死而加我恶谥号，予妥欢帖睦尔奚词以拒？”不久，元顺帝死于郁闷失意之中。这并不能阻碍明军继续的北伐。明军兵分两路，东西路军分别打败王保保之军，拿下应昌，并俘虏元顺帝的宫人、太子、嫔妃及各省院官。
洪武二十年（1387年），以辽东金山为盘踞点的纳哈出归降明军。次年，明军在永昌侯蓝玉统率下，直抵捕鱼儿海（今贝加尔湖），让元太尉蛮子死于刀下，并俘虏了元主次子地保奴、吴王朵儿只、代王达里麻以及官校三千余人，只元主脱古思帖木儿逃脱。经受这次重创后，北元势力衰微下去。脱古思帖木儿在逃往和林的途中，行至土剌河时，被部将也速迭儿勒死。从此，蒙古进入分裂状态，各部群龙无首，而元主徒拥有虚名，直至五传之后坤帖木儿，每每都惨遭谋害。而杀害坤帖木儿的鬼力赤部帅，自立为政，“称可汗，去除国号，自称鞑靼”。由此可见，蒙古已处于极端分裂状态。
当时，蒙古分裂为三大部：兀良哈、鞑靼、瓦剌，分布在东起辽河，北到贝加尔湖，西跨额尔齐斯河的广大地域。
永乐时期，鞑靼于三部之中实力最强，瓦剌仅次之，而与明朝关系密切的却数兀良哈。早在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明朝即设置朵颜、泰宁、福余三卫，安置兀良哈部众。一直与明朝保持藩属关系的兀良哈部又称兀良哈三卫。在永乐夺取帝位时，兀良哈三卫是极力支持的，以至后来永乐帝内迁大宁都司和宁王部，兀良哈三卫获得了大宁的大片土地。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