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教室，同学们三三两两聚在一起，热情的讨论着贾指导和他的对象。看样子早有消息灵通的人广播了新闻。
无论什么年代，年轻人之间的话题多数是围绕着异性展开的。同学们也早没了刚进城上学时的青涩，打扮得体，和城里人没什么两样。特别是几个模样比较出众的，一言一行特别讲究，头发梳得油光滑亮，衣服也穿得板板正正，高傲地仰着头走路。遇到看对眼的异性，施展出十八般口才能，引来哈哈一阵大笑，羡煞旁人。然而，这只是实质问题的表像。
生活中，人们对未来的期望都是一样：物质是第一位的，其余的一切都是装饰。八十年代既不是最后的纯真年代，也不是最早的黄金年代。学识，婚姻，家庭，财富，这些问题是每个人都会遇到的。现实中没有一见钟情，公子佳人，也没有挥金如土，举世无双。比如婚姻，大部分还是遵循低娶高嫁的规律，城市里歪瓜裂枣的男人能轻易娶到农村里最标致的姑娘，在农村，一个男人无论长得多么相貌堂堂，如果好吃懒做，也只能打一辈子光棍。
现实中有很多不如意，想要逃避的人也只能在文学，电影，电视中寻求爽点了。程新海百无聊赖，看到同桌在津津有味看课外书，一把抢过，是《母猪的产后护理》，还以为是世界名著呢！这家伙莫不是毕业了想养猪吧？
上课时间到了，书法老师讲了一通大道理，什么“人如其字”、“字如其人”。程新海握着钢笔，努力改变自己的字体，以前的字写出来是一笔一划，板板正正，稍显稚嫩，写起来速度也不快，作为将要走向社会的人，写字要潦草，这样看着也要成熟些，当然也不能瞎写，也要有一点规律的。
“程新海，你家收花生多少钱一斤？”同宿舍的朱东升传来小纸条。朱东升和程新海家只隔着一条淯阳河，走近路要坐船。
“回宿舍再告诉你！”回了纸条，又慢条斯理地练习起来。
随着升入二年级，大家也不像一年级那样，下了课就在宿舍待着，出了门也是一群一伙儿，而是根据自己的喜好，和新交往的朋友三三两两结伴活动，大部分时间都是休息前回到宿舍，卧谈会也不再引经据典，高谈阔论，争论一些关于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而是谈论某人是什么背景，某人有了新的活动，还有毕业新动向。程新海在谈论中知道，今年毕业的学生开始执行“从那里来回那里”的原则”，城市户口的分配在城市小学，农村来的就回到老家教书。当然，原则问题是原则问题，有门路的找找关系，也能拿到留城名额，也许是为了调节阴阳平衡，长得漂亮的女生还是很轻松地留在了城市。回到老家教书的，经济条件好的地方分配到中心小学，差的地方能进初中教书，像黄庄一中，今年就分到两个中师毕业的，不知道一些已经复读了两三年的初三学生看到昔日的老同学回校教书，是什么感觉。
中午，靠在宿舍外的栏杆上，和朱东升说了收花生的事，程新海才知道，河西的花生价格还是3毛4。
“你们那里竟然是3毛7！就隔一条河，就有3分的差价，你家能不能过河来收？我家里还有几千斤。”
“过河收花生坐船肯定不行，得绕道二十多里。你们那里花生好收吗？”
“只要给现钱，谁都可以收，没人管。”
“行，星期天去你家，把你家的具体地址告诉我。”
……
周日天阴沉沉的，估计也没什么生意，程新海一大早关了店门，把自行车绑在客车上，坐车回家。虽然多花了八毛钱，但省时间，到家才用去三十多分钟，还赶上了吃早饭。
吃了一碗玉米面煮红薯，一个大白馒头。程新海和父亲说了去河西收花生的事。
“你先骑上车子去看看，我开拖拉机绕到渡口乡再过去，你在他们村口等我？”父亲二话不说，下了决定，毕竟河西的价格不错，值得跑那么远。
程新海推着自行车下到河滩里，稀稀拉拉几个人聚在一起等船。河风很大，吹得眼睛都睁不开，说话声音小了，一点也听不清楚，有人犯了烟瘾，到处找背风的地方点烟。等了一会儿，河对岸驶过一条木船，不到十米长，两米宽，破破烂烂，也没上漆，一个廋弱的汉子撑着十几米长的竹篙艰难地靠了简易码头。撑船的汉子穿着破棉袄，敞着怀，汗水、雾水打湿了头发，还冒着热气。这条船归朱东升所在的村子小李庄所有，小李庄的人过河不收费，别的村子的人过河给个几分一毛的就行了。
程新海往放钱的簸箕里随手放了五分钱，晃晃悠悠上了船。说实话，程新海长这么大还没坐过船，脚下发飘，只能扶着车子蹲在地上，脸色苍白。
“这娃儿这么大了，还没坐过船哩？是河东来的吧？”
“是啊，我有个同学是小李庄的，星期天来看看。叫朱东升，你们认识不？”同船的大都是河西的人，口音和河东的不一样，没几句就热络了。程新海才知道，河西比河东还要穷，地大都是沙土地，要不是这几年用上了化肥，小麦亩产只有二三百斤，但花生适合在沙土地生长，亩产能有六七百斤。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