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八三
那时出租车不多，有我也租不起。那是“摩的”的时代，从朱家角镇出发，搭摩的，两块钱，就到了地址上写明的村庄：桑村。邻近村庄，我知道它为什么叫桑村，村子被大片光秃秃的桑树包围。尚是早春，桑树一个绿芽也没有，但都被修剪过，像一条流水线上下来的产品，全一个样，低矮，整齐，一畦畦，放眼望去，让人想到一列列被剃光了头、整装待发的士兵，在沉默中等待冲锋。这儿是一望无际的平原，人工开凿的河流，笔直，水面波澜不惊，两岸，裸露的土地黑得冒油。走进村子，房子一律青砖黛瓦，伞形屋顶，两层楼，带后院，像马德里的某些社区，统一规划建造的。
这是一个因种桑养蚕而发达的村庄，年轻而充满活力。
司机是本村的，一个毛头小伙子，我给他看女人和上校的婚照——我要送给他们，物归原主——虽然是快二十年前的照片，他居然一眼认出来，然后熟门熟路，直接把我送到他们家门口，并告诉我，这家男人精神有毛病。但同时也夸这家女人是个大好人，对自己有神经病的男人温柔体贴，照顾周到，对村民温良谦让。摩托车停在门口，他未经我许可，径直朝屋里大喊一声：
“郎中奶奶，来客人了。”
天下着毛毛细雨。这季节就是雨多，忽冷忽热，下了雨天就冷，风吹一路我更冷，手脚都有些冻僵。我要回马德里，总是有行李的，一只纸箱子，一只帆布袋，也给他们捎了一网兜新鲜的竹笋、豆角什么的。这些东西都绑在摩托车后座上，不等我把它们卸下来，我听到背后的门老弱地吱呀一声，打开，有脚步声停在门口，有一股风往我背后吹去。我感到背上有目光趴着，有点不大敢回头。
我收拾好行李，回头看到，一个干瘦的老太婆直愣愣地看着我，她头发稀疏，白得灰扑扑的，该修剪没有修剪，披散着，被风吹着，更显得散乱；脸色蜡黄、苍老，皱纹褶子横七竖八，腮帮子瘪着，颧骨凸着，下巴尖着，整张脸上只有眼袋处有肉；腰佝偻，身子前倾，要不是手扶着门框，我担心她要扑倒。不论从哪个方面看，这是一个被生活榨干的人，和我在照片上见到的人完全不一样。她几乎认定我找错人了，没有问我是谁，只问我找谁。我也怀疑自己找错人了，迟疑着，没有及时回答。这时她发现我腋下夹的相框——我刚在路上给司机看过，一直夹在腋下，没有放回包里——问我：
“你是从双家村来的？”
我说是的，她这才走下台阶来帮我拿行李，一边问我是谁家的人。我告诉她我父亲的名字，她很激动，放下行李，一把抓住我，问我是不是待在国外的那个。看我点头，她紧紧握住我手，说：
“我看过你写的信。”
出去头几年，尤其是头一年，我信写得勤，几乎月月写，写信是我用回忆抵抗不可遣散的孤独的唯一方式。后来因为老收不到回信，也是因为有了自己的生活，才写得少，越来越少，最后守住一年一封的底线。那些信，头几年的信，都是她读给父亲听的，所以她了解我不少情况。
“这么说，”她依然握着我手，开朗地笑道，“我们是老朋友了，我看了你那么多信。”
生活把她榨干了，但她依然保留着乐观、热情，甚至不乏幽默。她手劲也不小，紧紧握着我手，我感觉得到。她手掌大而粗糙，像一双男人的手。后来她一手拎起我的纸箱，先我进屋，虽然偻着腰，但步子是扎实的，一点不飘。刚才我看到，和邻居家相比，她家的屋墙明显老旧，粉墙白得脏兮兮的，是长年没有重新粉过的破旧，门上的油漆也斑驳陆离的：本来该是褐色的，现在是密密麻麻的不规则的灰白斑。但走进屋，里面整整洁洁，家具摆设也不少。进门右手边，是一套医务所的设备，有接诊的案台、药橱、输液架、听诊器、出诊的医护箱等。
父亲告诉过我，她姓林，照辈分，我该叫她林阿姨。林阿姨进屋后一直忙，又是收拾东西，又是擦桌子，又是给我泡茶。我接过茶，在八仙桌前坐下，四处张望，寻找上校。一杯茶见底，我仍不见上校，忍不住问道：
“阿姨，叔叔呢？”
我从来没有叫过上校为叔叔，这么叫让我觉得有点羞愧，好像我把他当外人似的。
她告诉我：“他在楼上。”抬头对楼上大喊一声，“老头子，下来吧，来客人了。”
楼上迅速响起脚步声，咚咚的，快速，有力，不一会儿，脚步声响在楼梯上。我起身，想去迎接。阿姨示意我坐着，自己去接。其实根本不用接，他脚步轻快着呢，阿姨只是立在楼梯口等他下来。尽管我对着记忆和照片想过上校的各种模样，但他的样子是超过所有人想象的：面色红润，双眸明亮，白白胖胖的，加上一头晶晶亮的白发，十足像一个鹤发童颜的洋娃娃。他白净饱满的面容，让我怀疑他是不是换过皮肤，白得生机勃勃，富有弹力活性，完全是孩子的风采。他的神情也像孩子，看见外人兴奋又紧张，想说话又不知说什么，害羞地看着林阿姨，眼巴巴的。我向他问候一声叔叔好，居然把他吓得直往林阿姨身后躲。林阿姨也不介绍我，只管安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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