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欢喜听他讲故事，他闯过世界，跑过码头，谈起天来天很大，讲起地来地很广，北京上海，天南海北，火车坦克，飞机大炮，有的是稀奇古怪、奇花异草。民国哪一年，我在哪里做什么，有一天发生了一件什么事……他总是这样讲故事，有时间有地点，有人物有事情，情节起伏，波波折折，听起来津津有味，诱得蟋蟀都闭拢嘴不叫，默默流口水。我给他和父亲轮流倒茶，有时也点烟，像他们的勤务兵。
我听上校讲的第一个故事发生在苏北皖南一带，时间是民国二十九年，当时他刚当军医不久，部队驻扎在安徽马鞍山西北向的大山深坞里。一天夜里他被紧急拉上一辆吉普车，车子开几个小时，不知到哪里，在一个破庙里，抢救一个从南京运来的女伤员。伤员是戴笠手下，军统干将，貌美如花，却是冷面杀手，潜伏在南京城里，专干肃除汉奸的特务工作。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脚？这不，受伤了，大腿、肩膀、小腹，三处中弹。算她命大，都不是致命伤，只是腹部子弹钻得深，必须破肚开肠。结果谁也想不到，取子弹的同时顺带取出一个七个月大的男婴，因为营养不良，只有一个拳头大，像只小猫。人小命大，他活了，一年多后他在上海又见到他，已经会满地跑。
上校哈哈笑：“这女人自己都不知道，她竟是怀有身孕。我搂草打到兔子，当了一回接生婆，你们讲稀不稀奇？这是我当军医后遇到的第一件稀奇事。当然以后就多了，但再多也没有在前线战场上多。”
当军医前上校都在前线打仗，开始打红军，后来打鬼子。有一个故事讲，日本鬼子攻打武汉时他是连长，负责师部转移撤退，死守一条盘山公路。前来攻打的鬼子有两辆坦克，七八十人，十几门迫击炮，攻势凌厉。头一仗下来，全连一百八十多人死掉一半；又一仗，又死一半；再一仗，又死一半，人像稻子一样被一片片割倒。最后一仗，鬼子从阵地侧面破开一条新路往上攻，此时鬼子尚有一辆坦克，坦克后面，人头乌压压一片，而他只剩下十九个伤兵哀兵，且弹尽粮绝，摆明只有死路一条。眼看鬼子冲到阵地前沿，他们准备跟鬼子肉搏一场，死个光荣。想不到突然间鬼子抱头鼠窜，乱作一片，哇哇叫，乱放枪，撒腿跑，作鸟兽散，像中了邪。
原来鬼子坦克开进一片原始荆棘林，毁了几十万只马蜂的老巢，那些马蜂都成了精，个头有蝗虫的大，数量也有蝗虫的多，散在空中，遮天蔽日，嗡嗡声连成一片，像沉闷的雷声在山坡上翻滚，卷起一阵风，吹得尘土飞扬。那些马蜂如有灵性，知道是鬼子作了恶，要报仇，纷纷朝他们身上扑，肉里蜇，前仆后继，奋不顾身。鬼子虽有钢炮坦克，但在无数不要命的马蜂的疯狂围攻追击下，逃无可逃之路，躲无可躲之处，一个个在地上翻转打滚，痛哭嚎叫，最后无一幸存，尸陈遍野，尸体一个个又红又肿，像煺了毛吹了气的死猪。
这一仗下来，他直提营长，配了手枪、手表，同时他父亲离死期也不远了。我知道，那些鬼子都是被马蜂毒死的，而他父亲则是被鬼子的毒气弹毒死的，冥冥中好像是配好的，一牙还一牙的意思。
爷爷讲：“这就是命，事先讲不清，事后都讲得清。”
这故事给我印象很深，以致后来我上山看见马蜂就逃。
另一个故事则让我暗暗发誓，长大一定要去上海看看，那个高楼啊，那个电车啊，那个轮船啊，那个霓虹灯啊，那个花园公园啊，那个十里洋场啊，那个花花世界啊，像在天上，像从头到脚都镀了金，连脚指头也不省略。
十三
在这个故事里，上校到了上海，做了那个女特务的部下。女特务急救之后搭上校乘的吉普车去医院养伤，其间她看上校聪明能干，做事沉稳，生相也好，动员他加入军统。上校不情愿，他不想再杀人，只想救人。但后来一张军令下来，不愿也得愿，军令如山倒。从此他辗转到上海，以开诊所作掩护，埋名隐姓，杀奸除鬼，刺探情报，过上一种恐怖又滑稽的生活：一边纸醉金迷，一边随时丢命。那女特务是他上司，为他单立一组，配他两把手枪、一部发报机、一箱金条、五个下级。五人各有专长，有的会偷，有的敢杀，有的会配炸药，有的会讲鬼子的鸟语。其中有个女的，专管发报机，是四川人，身材高挑，长方脸，高鼻梁，胸脯满得要从衣裳里涨出来，上街时常遇到不三不四的小赤佬吹口哨。但她很少白天上街，夜里才露面：这是她的工作，不奇怪。怪的是，她从不开口，讲话只靠打手势、写字——原来是个哑巴！她字写得快又见劲道，藏不住手头的力气。她手劲大到什么程度？掰手腕，你大男人双手掰不过她一只左手。她右手可以劈断砖，左手可以把你拎起，悬空，像拎小鸡，分明是练过武的，有内功。她自己也承认，曾在峨眉山上当过六年尼姑，武功是山上练的。
吃着烟，喝着茶，打着饱嗝，喷着熏人的酒气，有时吊着故事主角的家乡口音，连声带色，自问自答，是上校讲故事的特点，成套路了。这不，他又开始老一套，拖着四川话的腔调，抛出一堆问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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