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定了定心神，推门进去。
整个药店只有一老一少，年轻的女生坐在柜台前，百无聊赖地看着手机。
见我进来，那个年长的阿姨抬起头，一双眼睛透过镜片上下打量我，“需要什么药？”
“有没有安眠药？”
“怎么，睡眠不好？”阿姨一面说，一面弯下腰，从柜子里拿出一个白色的小药瓶放在桌上，“我看你脸色还好，就先用这个药效不是太强的吧。”
我捏着小小的药瓶，转过来，转过去，“这个吃了会记忆减退吗？”
“不会不会，这个药是纯中药成分，安神定心，帮助你放松大脑，没有任何副作用的。”
“那算了，”我把药瓶重新放回桌子上，“有吃了记忆力能减退的药吗？”
阿姨像听天方夜谭似的，神色怪异地瞅着我，“小姑娘，你脑子啊是烧糊涂了啊？”
“有这种药吗，吃了能容易忘事的。”
“没有，没有！小姑娘，我们做的都是本分生意，你要是不想买药那就不要浪费时间！”阿姨向我不耐烦地挥了挥手臂。
我径直走出门去，玻璃门堪堪合上时，听到从门缝里传出来的抱怨：“现在的年轻人哟，不仅没礼貌，连脑子都糊涂了呀！”
把两手揣进口袋，我沿着学校的方向走去。
我是烧糊涂了，曾经引以为豪的头脑早就烧成了一把香灰，灰堆中立着一块板，上面有几个鲜红的大字，仿佛昨日才誊写上去。
第二个受骗日，第八百三十一个受难日。
写论文的时候接到了姐的电话，倒不如说，是这通电话拯救了我，毕竟面对满屏奇形怪状就是与论文无关的字符，我的耐心也快到了极限。
“喂，阿艳。”
“姐。”
“没什么，有段时间没给你打电话了，想听听你的声音，你还好吧？”
听到那句早就说过一千遍的“你还好吧”，鼻子突然开始泛酸，我赶紧把手机伸到足够远的地方，蒙住眼睛，深呼吸，努力平定自己的情绪。
“喂，阿艳，阿艳，奇怪了，怎么没声音了？”姐在电话里奇怪地嘟囔。
我笑了出来，一笑，在眼眶打转的眼泪就掉了下来，吸了吸鼻子，对着电话说：“喂，姐，你那边信号不好。”
“信号不好，我在家里还信号不好？”她一向敏锐，尽管我极力掩饰，似乎还是被她察觉到了不对劲，“你声音怎么了，这么粗。”
“哦，有点感冒。”
果不其然，一听到生病她便忘记了深究，一个劲地叮嘱些陈词滥调，什么多喝水，别熬夜，多穿衣服少受凉，还有就是按时吃饭。我从来没有听得这么耐心，一一都应下了。
我又不可避免地想起了一个人。
她守在我床前时，突然戳了戳我的胳膊，“你为什么跟我差不多高，却吃得这么少。”
我连头也不抬，在心里拟好了新一轮惹她生气的句子：“吃得少才能集中注意力。”然后故意抬眼打量她，啧啧啧地摇头。
没有谁比我更擅长这种事了。
她也奇怪，明明比谁都知道我的套路，却依然第一百次一千次地上钩。
“阿艳，阿艳？”
我回过神来，“哦，姐。”
“你是不是精神有点恍惚了，赶快上床去，把被子盖好，睡一觉。”
“我还好。”我捏了捏鼻梁，末了，加上一句：“别担心。”
她又再啰嗦了一番，从吃穿到住行，仿佛我是不足十岁的幼童，每一样都让**心。但她转了那么多个领域，却始终巧妙地避开了一处阴影，到对话结尾，反倒是我率先踩进了这个阴影：“他们还好吗？”
“他们......都挺好的。”
“那就行，还有你，姐，别老听他们的话了，都这么大的人了，多为自己考虑一下。”
她笑骂：“行啦，还轮到你啰嗦了。挂了，拜拜。”
“拜拜。”
自从记事起，我的姐姐就同书桌长在了一起。
她年长我三岁。别家的兄弟姐妹在堆沙堡，打水漂，我的姐姐则是在学钢琴，做奥数。家里从没有人逼她，是她自己选择在书桌前看日出晚霞。
我的父母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就采取了放养政策，或许比放养更过分，他们对我们不闻不问。他们似乎总是有上不完的课，开不完的会，把我和姐姐托给保姆照顾。偶尔回来一次，我待在沉默的姐姐身边，想要扑过去，试试看对他们耍赖撒娇来表达思念，但在踏出脚的一瞬，就被他们不经意投过来的眼神震慑，默默地，收回了那只脚。
他们的眼神，像在看一个错误。
我渐渐放弃了与他们变得亲密，将时间都花在与同龄的孩子嬉闹，每天踩着一脚的沙回家，背上的书包里藏着不及格的试卷，其实也根本不用藏，就算我将那试卷整个平摊在晚餐的桌上，我的父母也会无动于衷地垫着它喝鸡汤。
只有姐姐，会趁着夜深人静教训我，我不怪她打扰我的睡眠，毕竟她也只有这个时候才有空。但她的苦口婆心，总会在我的问题面前败下阵来。
“为什么他们对我们这么冷淡？”
只消一个问题，就能堵住她的话头，然后我翻个身，安安静静地睡觉。
等到我四年级的时候，我开始明目张胆地逃课，老师找不到家长，我便更加为所欲为，直到有一次刚刚翻过学校的墙，就看见已经上了初一的姐姐，站在一侧的树荫里，抿着嘴巴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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