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 公共地悲剧
7.1.1 公共地悲剧
“公共地悲剧”（Tragedy of the Commons）表示，如果一项资源的产权界定不清，最终将会导致对这种资源的过度使用（Hardin，1968），该理论模型可以解释和分析很多经济现象，比如公共牧场中的过度放牧、公海中的过度捕捞、河流的过渡污染以及旅游资源过度开发等。Healy（1994）率先在旅游研究中引入了公共资源概念，以瑞士高山草原为例分析了旅游资源开发过程中由于过度利用所导致的与Hardin（1968）的“公共地悲剧”相似的结果。Healy（1994）的研究引发了全球范围内对公共旅游资源研究的热潮。国外学者进行大量的实证研究，从公共资源理论的角度解释公共旅游资源悲剧，而国内学者则结合中国旅游景区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问题重点探讨了公共旅游资源中的遗产类资源管理问题，以及乡村旅游地发展过程中的“公共地悲剧”问题。
旅游资源的属性是其开发过程中“公共地悲剧”产生的深层原因。从现有的文献来看，在旅游资源属性界定上，尽管大家所持立场不尽相同，但大家基本都同意旅游资源——不论是国家风景名胜区还是世界自然文化遗产资源——都是一种特殊的公共资源（徐嵩龄，2003）。正是由于旅游资源的“公共品”属性，导致了旅游资源在开发过程中的“公共地悲剧”现象。尤其是，在纯粹市场调节之下，旅游资源客观上存在着过度利用的现象，由此导致旅游区的环境容量日趋饱和甚至出现超载现象。
7.1.2 反公共地悲剧
“公共地悲剧”说明了人们过度利用公共资源的恶果，但却忽视了资源未被充分利用的可能性。所谓“反公共地悲剧”，是由于在公共地内，存在着很多权利所有者，为了达到某种目的，每个当事人都有权阻止其他人使用该资源或相互设置使用障碍，而没有人拥有有效的使用权，导致资源的闲置和使用不足，造成资源浪费现象。
根据科斯定理，确立排他性的产权或许能够解决公共产权带来的效率问题，因为明晰产权能够激励人们积极的动用其财产和知识并且能够诱导产权所有者节约资源（肖国兴，2003），但是，如果大量利益相关者同时对一项公共品拥有排他性的所有权，会导致怎样的使用状态呢？在Hardin（1968）提出“公共地悲剧”之后，学者们开始探讨相反的情况，即“反公共地悲剧”（Tragedy of the Anticommons），并用“反公共地悲剧”解释和分析了许多经济现象，包括专利、经济体制变迁、企业管理等。在资源的利用方面，有学者证明了“反公共地悲剧”造成的资源利用不足和闲置、潜在收益损失以及由于资源浪费给社会带来直接损失。
事实上，在现行旅游资源管理体制中，由于法律法规的含混或缺位，国家对旅游资源的管理仅具有“指导”意义。因此，权利分离在现实意义上仅表现为一种制度上的界定，而实际操作效果却不尽如人意，这就需要我们对旅游资源开发中的经营者行为进行更为现实的分析。基于产权界定和产权安排所进行的旅游资源“公共地悲剧”和“反公共地悲剧”分析，关注的是既定产权结构下经营者之间的博弈关系及结果，而忽略了对不同治理模式下经营者微观个体行为的全面分析。
在旅游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方面，国内外有关论者主要基于“公共地悲剧”视角探讨了利益相关者的权利界定在旅游资源开发过程中的关键作用。但是，界定产权仅是实现旅游资源合理开发的一个方面，其所关注的是既定产权结构下开发者之间的博弈行为，而忽略了开发者与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博弈关系分析。即当多个利益相关者都对某种旅游资源的使用拥有排他性的权利时，则有可能导致该项旅游资源开发和利用的不足。一个特征事实是，当在研究中引入利益相关者时，会由于很多人同时对同一旅游资源具有排他性权利而产生了旅游资源开发过程中的扯皮、开发不足等“反公共地悲剧”现象。
因此，“公共地悲剧”现象在我国旅游资源开发中固然严重，但是，并不能笼统地认为我国旅游资源产权制度变迁的方向就是建立排他性产权、私有化或产权分割，因为这些产权制度是双刃剑，它们在解决“公共地悲剧”的同时，却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即由于大量利益相关者对同一项旅游资源拥有排他性权利所导致旅游资源的过度开发或闲置。实际上，在不同的治理模式下，由于不同合约激励机制对经营者微观行为的影响，也会造成旅游资源的过度利用或开发不足等现象。本讲将前者称之为“类公共地悲剧”，将后者称之为“类反公共地悲剧”，并通过构建不同合约结构下经营者行为最优化模型，分析旅游资源过度利用和开发不足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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