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手的便条
1
索伦·克尔凯郭尔在他的哲学思想体系里将人生分成了三个阶段，即审美阶段、道德阶段和宗教阶段。我以为，这三阶段是伴随人生成长的境界而来的。在我们的审美阶段，那个永恒重复的世界，最为我们的童年所关注，他和她拼命汲取着那个世界并且乐此不疲。这种热衷于快乐和幻想的阶段要贯穿到一个人的少年和青年时代，即所谓的享受人生阶段。道德阶段，大约从一个人的中年开始，这阶段成家立业，为人妻夫，不再冲动而开始诉求于理性，且多依于人世习俗、规矩、道德行事。在此阶段，少数精神上有追求的人，持世间艺术而为之，失落感和成就感相互纠结，寡淡中也不失趣味。而宗教阶段，索伦·克尔凯郭尔认为是人生最佳的生活方式，达到此境界，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人。
三阶段的思想不算新鲜，却是生命存在的事实。人生大多停滞在审美阶段，稍好一些是道德阶段。宗教阶段却是可敬可畏的。这个阶段，即是求得生命真相、澄明、圆满的阶段。出生即入死，每个人皆如是，万物亦如此。宗教阶段试图打通生死关，而求得永在。那永在是宇宙中最高的存在和绝对，也是不断飞行和穿越时空的存在。公元13世纪南宋词人蒋捷的《虞美人·听雨》早就寻求如此境界。词曰：
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
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
索伦·克尔凯郭尔是19世纪上半叶的人，比蒋捷还要晚600年，而之后漫长时光里，有多少人跃升至了这一完美的归宿呢？我知道，2500多年前，释迦牟尼用他的肉身在人间为我们完美演绎了此人生三阶段。
2
活在当下，写作肯定是当下的事情。因而写什么，这不是问题，因为你的所看、所思、所想，也是“当代”的，“当代”要靠“当下”完成。但相对来看，“当下”不一定“当代”，很“当代”也不一定很有“当代性”。
“当下”是短视的，随心而无心。“当代”有着相对恒定的此在性。所以，对于写作，或者对于所有艺术门类而言，“当代”这个词语的意义，如何界定廓清很重要。谈到“当代”必然要谈到“当代性”问题。否则强调“当代”也是吃力不讨好的。我以为，很多艺术作品只是具有了“当代”价值，却无“当代性”价值，因而它们流行一阵就悄无声息地消失了。
我想，“当代”的最高指向应是“当代性”。而真正的“当代性”，一定要具有过去性和未来性指向。文学作品的“当代”如何才能具有“当代性”，这里要考验作家们的眼力、判断力、思想力、技术力、审美力等多种才艺。归根到底来讲，终归是考验作家们的大境界问题。记住，“当代性”，最需要时间的长河来淘洗、来考验。
3
有时候，艺术批评的资源并不是越西化越好，越超前越好。批评家们一味追风，今天这个哲学家过时，明天那个哲学家的理论大好，这些都会导致障眼。原因很简单，过于奔劳你看不到周边的风景，过于高蹈你看不到脚下的大地。
艺术的宗旨之一就是要实在地解决你所处的社会和时代的问题。没有在自己的土壤上种田的实践，你搬来人家的一套高论来评论作品，便会产生痴人说梦般的批判。这种批判貌似高超深刻，其实不过是通往寻求真相道路上的迷障。对于判断一件艺术品，我喜欢用笨拙的感官和直觉的方式去解读，就像是火烧了手，你快速的反应和抽回是凭感觉，而不是凭理性。回到原初看，事情原本没有理论那么复杂，很多时候，人是被自己的烦琐理论所遮蔽的。世界的原初就是诗意，诗意是创造性的、探索性的和命名性的。
对于艺术作品过度阐释的通病，源于那些批评家们对经典饕餮饱食却没有消化的症结。没有内化于肉身的观念，怎么能成为你思想的力量？这样的人外相的深刻中隐藏的是内心和视野之浅薄，很易为风吹草动所吸引。没有自己的思考判断，没有内化于身心的理论，而用理论去框套去盲行，这是枉念。它极易产生虚假的激情和愤怒，因而走上人云亦云、人做亦做的机械道路。现在的艺术及人文关怀纪实摄影也如此，没有切身的体验和良知，做了就是做了，拍了就是拍了，愤怒就是愤怒了。而没有后续的行为改善和后果，恐怕也是一种“奇观”的恐怖。某时风云一来，这些貌似激昂的铁肩担道义的人，可能比谁都会掉头逃跑得快。
4
近段时间细读《权力之图的绘制者》等“蓝色东欧”系列文学作品，内心震撼。我是个喜欢“写作”的人，自然要思考些文学领域内的事。罗马尼亚、波兰、阿尔巴尼亚的这些作家们，被“尘封”多年后，我们看到，他们的作品原来早已穿透历史的局限性、政治的禁锢，闪烁出人性本原的光彩来。对比之下，中国同时代作家们应该汗颜无语，他们没能交出多少震撼的作品。为什么有如此差距？东欧各国的作家们在幽微中看到了文学真谛的星火，并使它们燃烧成启蒙的火焰。曾经同处世界上一大意识形态的阵营里，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文学缺失什么？我们能不反思这个问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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