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都市圈既是城市和区域经济演进的必然产物，也是群体竞争时代的客观要求，更是重塑区际分工与协作的重要手段。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了新型城镇化发展理念，要求“科学规划都市圈规模和布局，增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产业发展、公共服务、吸纳就业、人口集聚功能”。可见，国家高度重视完善和优化国家空间组织形式，都市圈已经成为新型城镇化的目标模式。通过完善都市圈空间结构，推动都市圈经济一体化，都市圈将在我国未来的社会经济发展中承担更为重要的角色，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新一轮的西部大开发、成渝经济区建设、城乡一体化发展、新型城镇化建设以及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大潮，既对成渝都市圈发展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也为成渝都市圈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机遇和条件。我国正以成都、重庆两座西部大城市为核心，逐步形成和完善“点—线—面—体”的城市等级体系，夯实成渝地区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根基，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都市圈。
都市圈是指在特定区域范围内云集相当数量的不同性质、不同类型和不同等级规模的城市，以一个或两个特大城市为中心，依托一定的自然环境和交通条件，不断加强城市之间的内在联系，共同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城市“集合体”。都市圈经济模式是以中心城市为主导，以城市等级体系为依托，将资源、要素、人口等有机结合起来，其最终发展目标是实现都市圈一体化发展。都市圈一体化发展就是要依托支撑体系，充分发挥各经济主体的力量，通过完善相关管理职能，将城镇内各城市密切联系起来。同时，各城市又将与自身紧密联系的小城镇和农村联系起来，与中心城市一道形成金字塔式的城市等级体系。都市圈内“农村—小城镇—中小城市—中心城市”的等级体系，使得都市圈内的联系更为紧密。
本书所指的成渝都市圈，包括重庆全域的38个区县和四川省的成都、德阳、绵阳、眉山、资阳、遂宁、乐山、雅安、自贡、泸州、内江、南充、宜宾、达州、广安等15个城市。两地在社会、经济、产业、文化、历史、资源、交通诸方面，有着十分紧密的依存和互补关系。两地合作共建长江上游经济带，是双方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建设和三峡库区环境治理保护的需要。同时，两地也是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规划的重点区域之一。建设成渝都市圈，无论是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宏观层面还是微观层面，都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成渝都市圈既是实现国家“两个大局”战略的重要平台，又是西部参与国际竞争的战略门户；既是东部开发向西部推进的战略枢纽，又是西部地区科学发展的示范平台。
成渝都市圈是我国目前人口最多、面积最大的都市圈。成渝都市圈面积268 121平方千米，占全部城市面积的5.59%；在城市建设规模方面，成渝都市圈建成区面积达到2 967.5平方千米，占全部城市面积的7.52%。2014年年末，成渝都市圈实现地区生产总值416 908 202万元，占全部城市的6.15%；成渝都市圈是传统的老工业基地，具有很强的工业生产能力，2014年实现工业总产值530 575 263万元，是全国工业总产值的4.83%；成渝都市圈是我国重要的投资热点区域，2014年实现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336 636 787万元，占全国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的7.09%，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目前，成渝都市圈面临五个方面的发展困境。第一，中心城市辐射和集聚能力不足。从定量分析看，重庆、成都的经济势能指数都有很大程度的提高，但是与国内主要都市圈的中心城市相比，其经济势能仍然有待提升。与此同时，成渝都市圈是天然的双核都市圈，两大中心城市“双核”效应的发挥受到种种因素的抑制，存在内耗现象，竞争合作机制有待完善。第二，城市等级体系有待完善。成渝都市圈的城镇化总体水平不高，区域差距大，城市等级体系存在断层现象，副中心城市发育迟缓。第三，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产业层次低。成渝都市圈的产业层次仍然偏低，特别是第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在产业融合方面，仍然存在融合不足、同质化竞争居高不下等不足之处。第四，成渝都市圈的支撑体系更多地局限于城际铁路、高速公路等硬件基础设施建设，过于单一化，缺乏涵盖公共服务体系、企业服务体系和个人服务体系等在内的“立体化”“无缝化”的支撑体系。第五，公共治理有待完善。成渝都市圈缺乏公共治理的理念，机制不健全，机构缺失，这使得都市圈的公共治理成为空谈。
培育成渝都市圈，打造中国“第四极”，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入手：
第一，明确发展定位，强化规划支撑。一是要明确成渝城市群“中国第四极”的发展定位，二是要建立由成都和重庆及各地级市政府负责规划的领导和有关专家组成的成渝都市圈规划建设协调小组，三是要逐步建立“总体规划—专项规划—行动议程”三个层次的立体规划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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