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时韩琦在大名，苏轼在杭州[28]，二者皆善石越。韩琦颇许石越，虽未谋面，读其书而叹曰“少年之雄者”。青苗法改良条例颇赖二人之力，其余石越之友，如唐棣、李敦敏、柴贵友、柴贵谊辈，多在此三路为县官，亦全力襄助。故石越之议，终得大行。
其后中书又制《提举青苗法问事条例》、《钱庄法》，皆石越所倡议也。此亦后世所谓“民法”之始。其时石越以一秘阁校理、出入禁中侍读，以皇帝特诏出入中书省与诸相参议，世以为荣。而事毕之后，即辞爵赏，退于白水潭旦夕讲学，举世尤高之。其于中书之时，凡安石等人厉声争辩，久决不下，或事有不协者，越皆能从容言之，从无恶言高声，仅以理论事，不及其他。冯京退而谓私人云，越有宰相之度也，惜其字甚丑，颇为诸大臣所笑。
然其诸法推行之时，亦颇有人攻讦不已，惟多迂怪之论。安石既主其议，亦颇维护之。亦此时吕惠卿不在，石越与安石亦颇能相济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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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法行于世仅二年，三路皆言甚便，遂逐次行之全国。天下钱庄之盛，始于此。十年之后，凡县城皆有钱庄，农民颇得其利。其后逐次亦有商贾借钱生利，钱庄储蓄不足，商人为逐利，熙宁十年间，成都、杭州唐氏钱庄及京师桑记钱庄遂向于钱庄存钱者发放利息，其后诸钱庄纷纷效尤，遂为成例，而今之学者反不知熙宁十年之前，凡于钱庄存钱者皆无利息，更需另付保管金也。此亦熙宁年间事之要者，兹附记于斯。而国子监及诸学院为此开会计之科，财务审计，统计报表之风，究其源，亦起于石越之改良青苗法矣。
据桑充国遗稿《白水潭纪闻》，其时石越幕府中有潘照临者，亦颇预其事。中书久议未决之时，潘照临劝石越速见王安礼与曾布，说二子为助，又劝以书报安石，言安石实有公忠之心，可以言辞动之。越拜会安礼与布，而终未以书报安石。桑氏与沈括协助石越主持白水潭学院事，凡石越之谋，颇预之。彼言非虚也。故后世颇疑石越于此时已与安石不合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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