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法禁日严，当是指熙宁十四年后，朝廷颁布的三条主奴敕令。”范纯仁解释道，“主人殴奴婢死，以凡人论；彻底停止籍没犯人家属为奴婢；广州等地富人所蓄鬼奴，责令限期释还，逾期以卖良为贱论。”
石越这才恍然大悟。
其实这三条敕令，石越背后推动之功，亦绝不可没。
历史上，宋代奴婢地位提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其中甚至出现过反复，比如在当时，主人杀害有过五年以上主仆关系的奴婢，最重的处罚不过是流刑。虽然这比汉唐已经是极大进步，但较之南宋中期以后主人杀害奴婢必须抵命，奴婢的地位还显得过于低下。而其时籍没犯人家属为奴婢的事虽然大幅减少，却还依然存在，这个弊政一直到南宋初年以后，才彻底取消。石越一直暗中致力于推动从法律上给予雇佣奴婢彻底的“良人”地位，虽然阻力重重，但这两条敕令的颁布，却无疑已是意义重大的变化。当时法律已经准许奴婢与良人通婚，而且社会上亦以雇佣奴婢为主，所谓卖身为奴为婢，都有一定时限，已经更近似于一种劳动力的买卖；而奴婢死在主家，官府也必须进行调查……加上这两条敕令，可以说奴婢之地位，终于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变。
至于范纯仁所说的第三条敕令，却正是范纯仁本人的杰作。宋代广州富人蓄黑奴，是早已有之之事，当时广人称为“鬼奴”，至熙宁间海外贸易繁荣，从广州至南海，蓄鬼奴更是蔚然成风。宋朝法律严禁人口买卖，尤其是卖良为贱，最严厉者将被判处死刑，所以当时曾布才闹出这么大风波来。但当时南海地区急缺劳动力，人口买卖屡禁不绝，地方官员便也往往睁一只闭一只睁。而广州一些富商尤其骄奢，对本国雇佣奴婢，他们还有所忌惮，对鬼奴却是毫无人道可言。
这条敕令便是由一起殴奴致死的案件而引发的，一富商无故打死家中鬼奴，贿赂地方官后，竟被判无罪。当时范纯仁还在吏部，他的一个学生在广州某县做主薄，听闻此事，便写信给他鸣不平。范纯仁勃然大怒，立即具章弹劾，皇帝令大理寺按问。当时“主人殴奴致死以凡人例”的敕令尚未颁布，大理寺便定了个无故杀奴的罪名，拟了流刑。但范纯仁却不肯善罢干休，再三上疏，要追究卖良为贱之罪。最终大理寺说他不过，定了那富商死刑。并因此颁布敕令，无论鬼奴原本是良籍还是贱籍，因其国绝远，难以验问，故都视为良籍。凡过去蓄鬼奴之商人，一律赦免其罪；而要雇佣鬼奴，也必须重新签订契约，与宋朝之雇佣奴婢具有同等法律地位。
此敕一出，南海地区天高皇帝远，还可以缓缓拖拖，但对广州等地的富商来说，却是绝大的打击。当时雇佣一个奴婢，以五年为期，价格平均大约在两三百贯。而鬼奴力气很大，干活更是一个人抵两个人，改为雇佣的话，不仅以前买奴的钱打了水漂，平均每年六十贯的雇佣费用，即使不发月钱，至少也要管吃管住。这蓄奴的成本一下子就变得高昂起来。
明白了这些原委，范纯仁用红笔圈出来的这段文字，就很容易理解了——这一定是南海的海商开始钻法律空子，打起了辽国奴婢的主意。无论范纯仁所说的三条敕令也罢，还是许多有关保护奴婢的法令也罢，主要保护的，是雇佣奴婢，这在大宋而言，亦是最主要的奴婢。但同时宋朝也存在极少数贱籍奴婢——即是罪犯或者罪犯家属、战俘等被籍没为奴，这些贱奴婢地位远低于雇佣奴婢，也很难改身自己的身份，更加不会有雇佣期限之说。虽然这种奴婢在宋朝极少，但在北方的辽国却多的是，而更重要的是——宋朝是承认辽国的契约文书的！
所以，从这“近常有高丽客商至，言南朝法禁日严，一奴婢价至一二十万”短短二十四字中，便透露出很多事实。一定是有高丽商人到辽国买这种贱籍奴婢，然后转卖给宋人！辽人将一个奴婢以一、二百足贯卖给高丽商人，当然认为非常昂贵，要知道如今一匹马也不过二三十贯！但高丽海商将之转手卖宋人，从南海劳动力紧缺的现状来看，即使卖到四五百贯甚至更多，也没什么好奇怪的。一艘大船载几百奴婢不成问题，一趟下来，仅单程卖奴婢，就可以获利近十万贯！
“这可真是一本万利的好买卖！”石越不由得冷笑道。
但范纯仁却没有表示愤怒之意，只是淡淡说道：“子明且再看看第二十五页。”
石越迅速如言翻到第二十五页，原来这一篇文章，却是介绍辽国与国中阻卜等部族关系的。范纯仁也用朱笔圈出了好几处文字，石越仔细读去，全是有关辽军征伐这些部族后所掳掠人口的记录。其中有一处尤为醒目，范纯仁有朱笔圈了后，又在旁边特意加了朱点，这段文字记录的是几个商人在熙宁十七年的见闻——两支辽军为了争夺俘虏，竟差点内讧！
石越震惊的抬起头来，望着范纯仁，一言不发。
范纯仁在暗示什么，已是不言自明——辽军已经加入了这场贩卖奴婢的游戏。以往辽军征伐叛乱部族，往往以牛羊马匹为最大目标，而现在，他们的主要战利品，已经变成了俘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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