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不知道什么是对的，但是至少不能去做那些明知道是错的事情。
所以，即使找不到什么办法，他也只能继续勉力维持着。这肯定不是什么好法子，但石越知道，有时候，有些事情，看起来茫然无措，前途未卜，似乎不知道希望在何方，可是，若能熬得过去，只要能熬得过去，神奇般的，前面就会豁然开朗……
他就是抱着这样的信念在继续努力。
于是，自从章惇被赶出朝廷、田烈武被支往河北后，小皇帝虽然安静了，但是，石越也罢、范纯仁也罢，精力全部放在了如何压制、平息这愈演愈烈的党争。两人都坚信辽人就算真的要南犯，也是九月以后的事，这事总还可以缓一缓。他们除了要设法弥合中枢辅枢中已经悄然出现的分歧与矛盾，每天还要在政事堂约见那些在新旧两党中影响较大的人物，有时倾听，有时施压，有时还要利诱……
这些人中，有些人会买二人的帐，但无论新党或旧党的支持者，总有一些人软硬不吃，甚至对他们冷嘲热讽，搞得二人灰头土脸。
尤其是那些所谓的“清议首领”们。石越与范纯仁希望设法首先平息报纸上的争吵，先营造出一种和解的气氛。二人先是打算在政事堂召见汴京较大的几份报纸的主持者，不料这些人平素争吵不休，到了这时候，却又变得齐心了，全部称病不至。二人又想扮黑白脸，令人放话给报社施压，然而，话是放出去了，这些“清议首领”却全当没听见，甚至还有人公然挑衅，请两府放手来封禁报社，他们知道登闻鼓院在什么地方！因为害怕事态扩大，没几天，石越与范纯仁不得不马上亲自出来辟谣。
这几日间，石越与范纯仁正在努力说服司马光与高太后同意，让高太后与皇帝破例接见这些“清议首领”——这是石越好不容易才想出来的法子，可以肯定的是，无论这些“清议首领”持什么样的政治立场，但是“忠君”的观念是深入骨髓的，他们不给石、范面子很正常，但若是太皇太后开口暗示，这个面子，无论如何，大部分人都会买的。至于那少数的几个，势单力孤，以太皇太后在臣民中的极高威信，他们也不会傻到引火烧身。
但这件事情尚未取得进展，却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四月十一日，左丞相司马光偶染风寒，然后便一病不起！
意外的，这座城市的焦点，暂时转移了。
自从熙宁以来，真正在主导这个国家走向的大臣，只有四个人：王安石、司马光、吕惠卿、石越。而司马光又是绍圣以来，这个国家真正的社稷之臣——天下唯一的能得到皇室、朝廷、军队、士农工商都认可、信任的宰相。的确也有很多人对司马光不以为然，也许司马光在能力上也的确有很多的缺陷，但只要司马光是首相，只要司马光在政事堂，每个人都会感觉到，即使有各种危机、争议，但这个政权始终还是稳固的，这个国家始终还是稳固的。这种强烈的心理暗示，在司马光平安无事的时候，是没有人意识到的。
一旦他生命垂危，即使是汴京的贩夫走卒，心里也会泛起隐隐的不安来。尽管他们完全不知道这种不安是为何而生！
但高滔滔却能明白的了解，她的不安为何而来。
今天，她又派了四个御医守在左丞相府，中使每隔两个时辰便去一次左丞相府，报告司马光的病情。一面，两天之内，她已经分别单独召见范纯仁、吕大防、刘挚、程颐。
她深知司马光之后，这四个人就是旧党的关键。
范纯仁温和，吕大防刚直，论声望也许范纯仁更高，但许多旧党官员感情上更亲近吕大防，尤其是陕西路出身的旧党，吕家兄弟的影响，无人能及。
不过，真正麻烦的却是刘挚与程颐。
刘挚任兰台有年，清望极高，是台谏派的首领，台谏派最麻烦的是，有相当一部分官员们是骨子里有党，可心里却以为自己无党，口里更是不承认有党。
而程颐如今备位侍从，表面上看不如前三位位高权重，但他有“天子师”的身份，更兼有一帮好门生，他的门生遍布朝野，在朝者官职虽卑，却都是清介敢言之辈；在野者或聚徒讲学，或创办报纸，在学院，无论太学、白水潭、嵩阳甚至是西湖学院，都多有他的学生，而且大多是学术出众，极受士子推戴；在清议，则自《新义报》、《汴京新闻》、《西京评论》……几乎所有有影响力的报纸中，都有二程的徒子徒孙。
程颐并不一定能直接影响他的门生们，但是他的这些门生们却大多继承了他的治学为人的态度，许多人嫉恶如仇，在学术上对王安石的新学非常的敌视，与石学也有很多的争论；而在政治上对王安石的新党则持坚决的抨击态度，与石党也是分歧甚大。他们在学术上、政治上、甚至是师承门户上的恩怨相互纠缠，其复杂之程度，让高滔滔早就放弃了想要理清一二的想法。
她很少读司马光、吕氏兄弟、二程的书，也很少读石越的书，更加不读王安石父子、吕惠卿的著作……对儒学的门派之争，解释经义的分歧，她毫无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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