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克尽职守的态度让唐康都不禁动容，想来耶律昭远或许也是抱着与吴从龙差不多的心思……但唐康自认为自己是无法做到这一点，他每天都在武邑的诸军营寨中流连，整日的与龙卫军、两个神卫营的大小武官厮混。不是与种师中喝酒，便是找张蕴下棋，又或是在军中打马球、看相扑——这都是绍圣时大宋军中最时兴的娱乐活动之一。自从辽军渡河攻入永静军，当地百姓许多逃难不及，都被辽军掳走，如今武邑一带，几乎是十室九空，因此当地除了驻军便是随军的民夫，唐康也别无他乐，只好和一帮禁军校尉混得厮熟。以唐康的身份，武邑的禁军，自种师中、张蕴以下，谁不巴结？他既肯折节下交，出手又十分阔绰，众人自然更加拼命奉承，因此自到武邑，唐康倒也自得其乐，竟比在信都更快活十分。
时间便在不知不觉中流逝，转眼之间，唐康便已在武邑过了七天的太平日子。这一年的秋分也已经过去了十天，在深、冀、河间一带，一年之间那为数不多的秋高气爽的日子，眼见着就要结束，再过四天，便是寒露，天气便要开始渐渐转冷。掐指一算，至立冬也就是一个月多点了。
从气候来说，天气转冷，其实对于辽军要更加有利。而且战争的僵持不决，对于宋朝最不利的，还不在军事方面，而是在生产上——秋分前后原本是种植冬小麦的时间，然而受到战乱的影响，差不多有半个河北，田地完全荒芜。如此广大的产粮区整整一年没有收成，宋廷要面临多么沉重的赈济压力，是可想而知的。处置稍有不当，便会形成群寇蜂起的局面。尽管不能说辽国便不受影响，数十万的壮年男子长年征战不归，即使是纯游牧民族，在生产方面也是一个灾难，更何况辽国已经并非纯粹的游牧之国。然而相对来说，仍然是宋朝蒙受的损失更加巨大。毕竟战争是在宋朝的国土上进行，而辽军又是出了名的所过之处，砖瓦无存。
不过，看起来这些牺牲宋廷已经做好了承受的准备。从后方，开始源源不断的运来秋冬的棉衣与鞋子，宋廷以各种利益为诱饵，鼓励商人将棉花、秋冬衣鞋运往汴京与河北，以保障军队与灾民的供应，但即便如此，过冬物资仍是供不应求。此事还导致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因为宋廷从各地半强迫性的采购了大量的棉花，更导致了全国性的棉花紧缺，皇帝被迫颁布“种棉诏”，下诏全国各州县强制推广种植棉花，形成自熙宁以后的第二次种棉潮，从此彻底改变了宋朝的纺织品供应结构。
但在绍圣七年八月二十一日的武邑，唐康对于这些事情，都没有太深的感受。他只知道，托石越极度重视后勤补给的福，武邑的驻军居然在八月中旬便全部领到了秋衣，而为了赶在河水结冰前运送更多的粮草，御河的运能更是几乎被宋军使用到了极限——如今的大宋，已非熙宁之时，更不似绍圣初年，现今决定前线粮草供应的，不是产量，而是宋朝的运输能力。
因为十几万人马能穿暖喝足，王厚又更加变本加厉的推行着他的高垒深壕之策，各军的营寨，都扎得象一座座堡垒似的，寨门都是用合围粗的大木造成，其间偶有辽军小队人马过河挑衅，宋军虽然也出动骑兵驱逐，但王厚严令各军追击不得渡河。龙卫军有一个副指挥使率兵追击辽军，深入深州地界十余里，带了十几个首级得胜而回，结果刚到营门口，便被王厚遣人全部逮捕问罪，自那副指挥使以下，所有军官全部处斩，传檄各军示众，连普通的百余名节级士兵，亦被杖责。更令诸军愤怒的是，王厚还将那个副指挥使的人头遣使送至深州韩宝帐中，申明宋廷愿谋求和好之意。虽然次日韩宝便也立即投桃报李，送了个人头过来，声称是率军渡河骚扰的辽将首级，然这边宋军之中却是无人肯信，众将校全部憋了一肚子气，只是畏于军法，敢怒而不敢言。唐康曾将此事详细禀报石越，不料换来的却是一顿极严厉的训斥，石越亲笔回信，警告唐康，除非王厚有谋反之心，否则他纵是阵前斩了姚麟、种师中、贾岩，唐康亦不必向他报告。并称他已给王厚下令，若唐康敢有违王厚节制，便让王厚先将他斩于军中，然后再上报。更让他尴尬的是，石越还将这封信分别抄送给了王厚以下诸统军大将，并令王厚宣示诸军，“咸使知闻”。
这个令人不快的插曲，更进一步巩固了王厚在军中的地位。各军将领不料石越如此信任王厚，自姚麟以下，见着王厚都不敢抬头。
而王厚也更加恣意自得，每天在军中置酒高会，以犒劳诸军为名，往来冀州、永静各军之中，所到之处，必宰杀猪羊，赐酒军中，每天仅要杀掉的羊，就多达上千头。诸将凡言及攻战之策，他就只管用大话搪塞了过去；喝到高了，更会时不时漏出几句“归期不远”之类的话来；又常说什么“大事自有两府诸公安排”；甚至连提到辽国，也只称“北朝”，连句“胡虏”都不曾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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