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回母校走了一遭。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在邓州上学。那时这个市名叫邓县，八十七万人口，也就这么一个高中。三万多初中毕业生，也就录取那么不到二百人。当列队宣布录取名单时，我还真有点欣喜若狂那情味：要到一中上学了，一中啊！
邓州一中不是个等闲的学校。这个地方名字就叫得“独秀”：春风阁、百花洲——是范仲淹讲学的地方，范老夫子的《岳阳楼记》也是在百花洲他的书院写成的，而他在写这篇文章时全凭的是资料与想象。他还没有去过洞庭湖，见到的只是岳阳楼的图样与相关资料。我想这可能和二月河创作历史小说有相通之处：饮一瓢浆而意拟三千弱水——也还是作者的直接感受，只是综合了彼时彼地的色受禅悟、此时此刻的色想而已。
南阳这地方出了两句名言，恐怕全国有初中以上文凭的人都能随口而出，一句是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再一句便是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以为诸葛亮的那一句精神可嘉，境界不大，不过是对蜀刘小王朝的死忠承诺就是了；而后一句涵盖的人文意义是超前的，它的人民性、公而忘私的主观意识，今天看仍是先进的、积极的。这一句正是出自范公之口，写在百花洲上、春风阁前，我的母校一中里。
春风阁我读书时没见过，说是在民国战乱年间湮没了。百花洲那时就有，一个不大的水塘“环墙”，是邓县高高的城墙，水塘中还有一座压水亭子，已是破烂不堪。但那植被是很好的，满城墙的土坡都是绿，百花洲是绿，水塘的水映着柳色与城上茂密的灌木与衰草也是绿。范公祠的许多碑刻都嵌在厚厚的砖墙上，院中几株古柏与乌桕，将祠堂映衬得深邃、幽静和安谧。我没有更多的历史感悟，只是觉得这地方神秘，内涵不能透窥。
我一辈子上学没上好，走到哪里都是个“臭”。高中毕业已是二十一岁的大龄学生，这个年龄很多好学生大学也毕业了，而我还面临上山下乡、找工作，孝敬父母的事更是渺茫。所以参军时我立下了志气，抓住最后一个机会发展起来。就这么，“发展”成了二月河。但其实长期我都不自信，不自信惯了——就写小说而言，以我的文化知识，在中国文化史里这都不算怎么回事的，甚至算是“丢人事”的时辰也多多有——我始终觉得我这点包括了《奇门遁甲》《万法归宗》，什么麻衣、柳庄等这些知识学问都不算数。当然我也有点“正经”学问的——学问不算学问，或者“不够学问”。项羽说过“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我有这点不自信，就不愿故地重游——我没有穿新衣服，穷当当的，羞见江东父老。有了这点子心理障碍，百花洲近在咫尺，也晓得它的重要意义，直到《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书成，没有踏进邓县一步。
但后来终于在朋友的动员下成行了。他们的鼓励，使我平白地增强了信心。我也实在是想念这地方。我初中的那个水塘“爱母池”，我在人武部夏日露宿的篮球场，春风阁、百花洲——你听听这名字就够你神往，何况我在那里度过了许多饥饿的风花雪月时日。去看了百花洲，它已和邓州一中分体另立，回来还写了一首长短句《谒花洲书院有感》：
蹊径老塘犹存，残城草树相抚。春风阁前明月清新，百花洲上斜阳迟暮。四十载烟尘如昨，八百年游子归路。指点少小新学生，知否，知否？此是范子情断处。
这当然很一般的。但他们还是拿去刻了，还在碑上加了“二月河读书处”题样。我不能拂了朋友一片好意，却也由此悟到许多珍贵文物的原始概念——能引起你久远联想的东西，就叫作文物。
中国的教育其实一开头就是“两条腿走路”。一位三家村老先生，几位家长把蒙童送来。孔子是收芹菜、风干肉的吧，那是“学费”，后来的情况花样很多，有一家办、有几家合办的私塾，收散碎银两、收制钱，以物抵学费的也很多。四书五经、《三字经》和《千家诗》等都是教科书，这说起来能写一本书，简而言之叫私塾。再就是政府、官办的，比如太学、国子监，那是中央一级的“大学”，各地府有府学，县有县学，堂而皇之的名字叫作书院。南阳就有一条街，名叫书院街，还有旁边的三元巷什么的，一听就知道是怎么回事。那里有个南阳第一高中，就是民国“接替”前清府学的。
书院，在彼时可以说“长城内外，大河上下”到处都有的学堂官称。我见到胡适的一份回忆，说在某国代表北大参加一个会议，北大因建校不足百年，他因而不能列坐主席台上。回思北大前身乃京师大学堂，再前身是前清的……那么着算，窝囊死了——台上那些头矗得葱一样的诸公，连北大的孙子辈都算不上。本来坐主席台的，却坐了台下！我们比他们才真是“老牌的”“正字号”的！然而从实际社会学意义上讲，书院文化真的是老了、朽了、死了。讲四书五经，说八股文，年年代代一成不变永远如此，没有任何新陈代谢。说句极不中听的话，关在密不透风的房子里，呼吸一室几千年同样呼吸的空气包括屁，这人能不死吗？太阳落山就是落山了，死了就是死了，该死就死，循环更生，乃是好事。胡氏想得有点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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