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人一番扼腕叹息之后，李世民让杜如晦以后一定要多留意这个人，他告诉杜如晦，被东宫拿走的那枚虎符算不了什么，这位魏征才是比虎符威力强过十倍的利器。杜如晦看着李世民，心里觉得有些奇怪，暗自思忖道，你不是说了要让众人给你一个当周公的机会吗？怎么眼睛又盯着东宫了？
杜如晦虽然也是高人，但毕竟还只是替大英雄摇鹅毛扇的主，没有活到那个份上，自然就无法参透身为大英雄的李世民的心境。想做周公就得能真正向武王低得下头，也真得耐得住寂寞。可李世民骨子里并不是一个能真正向人低头，更不是一个真正耐得住寂寞的人。道德人伦虽然还在居高临下地约束着他，但是，与生俱来的英雄性格却让他时时会按捺不住那种大人物才有的冲动。比如，当他知道世上还有魏征这样一个雄才时，他就无法不产生出一种骑手见到良骥时的激情。这时候，他的内心深处自然就会生出一种常人无法体验到的违背自己的痛苦。只要违背自己，就会有痛苦，更何况这是一种巨大的违背。
从武德六年的冬天，李渊着手从秦府手中夺去虎符开始，生性强悍不羁的李世民越来越多地感受到了这种痛苦，其程度远远超出了他一度决心自我牺牲向忠和义做出妥协时做好的种种心理准备。他一次又一次地问着自己，这种违背是不是真的有价值，但他却一直无法给自己一个可以接受的回答。他的心在挣扎着，而就在他的挣扎中，李渊和李建成、李元吉却结成了没有盟约的同盟，一步步向他逼来，曾经强大无比的秦府像一艘失去了帆的船，无助地在翻涌的波涛中沉浮着。等到三年多后的武德九年夏天，李世民更和他的秦府团队一起被驱赶到了悬崖边上。他的心情也因痛苦紧绷到极致，就像快被拉折的钢丝一样，就等着最后断裂时发出的那一声脆响了。
武德九年是唐朝历史上一个不同寻常的年份。
这年的夏天，关中的天热得很早，从五月末开始，从西往东的驿道上驰来络绎不绝的信使，他们从河西过来，身上还穿着厚厚的皮袄，加上走得急，热得简直无法承受，竟连着跑死了好几个人。这些信使向唐朝廷报告的是同一个内容的凶信：北方草原一部的数万骑兵在其首领郁设射可汗的率领下渡河入塞，一直打到大约位于今天甘肃武威境内的乌城。乌城是唐军防备北方草原民族的一个重镇，这个不祥的消息震动了京师，让李唐皇室成员们的心情变得和这天气一样焦躁不安起来。
从北魏末年开始，天朝北方草原上居于统治地位的部族是阿史那氏，他们拥有强大的骑兵，和中原政权的关系时好时坏。隋文帝时，国力强盛，北患还不明显。炀帝继位后推行暴政，国力渐衰，阿史那部便迅速崛起，不断南下袭扰隋朝，到了大业十一年，隋炀帝北巡长城时，甚至被阿史那部首领始毕可汗围于雁门。其后，中原群雄并起，争夺天下，各派力量中，有不少都曾暗中结纳阿史那氏，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
李渊就是其中的一个，从太原起兵时，他就派心腹刘文静秘密去见始毕可汗，向其纳贡称臣。李渊攻取关中时，始毕可汗派兵相助，双方还暗中达成协议：亡隋后人众土地归李氏，子女玉帛归阿史那氏。但是，双方的蜜月没有持续多长时间，武德初年，阿史那氏就曾在刘武周的勾结下攻占李渊的发迹之地太原，武德五年八月，继承始毕可汗汗位的颉利可汗又统兵南下一直打到汾、潞诸州，掳走民众五千余口，从此无岁不侵扰唐境。
为了避开阿史那氏的侵扰，李渊和李建成、李元吉都曾主张把都城迁往樊、邓，最后因为当时还掌着唐朝大半兵权的李世民的反对而作罢。到了武德八年，颉利亲率劲骑十数万南下，在饱掠朔州后又进犯太原，唐将张瑾与之战于太谷，大败，仅以身免，郓州都督张德战死，而监军的唐中书侍郎温彦博也被俘。中书侍郎的地位很高，居然被敌生擒，足见这一仗打得狼狈。太谷之役是唐与颉利历年作战中遭受的最大一次惨败，是役之后，李渊不得不将唐将中几个有名的上将如李靖、李世等都派往东北方向的灵州、并州一线沿长城布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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