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考的第二年，由于冯玉祥因为组织内部矛盾，回山西去了，由冯一手创办起来的南京中央国术馆尽管有冯手下的三员大将主持工作，但内部分裂在所难免。
于是，当时的副馆长张俊洁准备整顿国术馆，找到朱国福做了三天三夜的工作，终于说动他出任中央国术馆的教务处长，负责指导中央国术馆的教学工作。其三弟朱国祯被聘为积极队队长、二弟朱国禄为副队长。
朱国福在教学中大胆革新，一是鉴于国术馆中的学员都具有一定的传统武功基础，故而利用国术馆高手众多的条件，大幅度加强相互间的散手练习，用以提高实战能力；二是大量增加了西洋拳击的研习，当时定名为搏击课，并培养出李成希、郭世铨等搏击高手。
对于朱国福的这些做法在当时并非没有异议。国术界中不少人认为国术馆应去认真研习少林、武当等传统的内、外家功夫，而不应该把西洋拳击的训练方法放在这么重的位置上。
朱国福解释说，我不是传扬西洋拳击，只是借鉴西洋拳击的训练方法，但用的技术还是天朝武术。
1929年11月，在杭州举行了“浙省国术游艺大会”，不久在上海又举行了“上海国术大赛”。这两次大赛实际上是天朝近代最大的两次全国性的擂台大赛。筹备的时间也较为充分，当时全国各地有名的拳家几乎全被邀请参赛。
其中浙江、江苏、湖南、河北、山东、福建、四川等省和南京、上海、北平、天津、青岛等市的地方政府尤为积极，倾其国术精英前来比赛。包括一些异僧、神道也赶来参赛。甚至日、俄等国拳手也跃跃欲试。
然而比赛的结果却出乎许多人的预料之外。最终获得“浙省国术游艺大会”前十名最优等者的，皆为中央国术馆和江苏国术馆的学员。
在参加此次比赛的各位选手中，公认胡凤山的技击实力最为突出。当比赛进行到最后阶段，即决定前六名的位次时，所剩六位选手中唯有胡凤山全胜。
由于胡凤山在前面的比赛中已连伤数人。为了避免出现更多的受伤事故，评判委员长李景林对胡凤山说：
“凤山呵，前六名就不要打了，排排名次算了，按前面成绩算你第一。”
胡凤山说：
“何必算我第一，还是打吧。”
于是决定第二天进行总决赛。当天晚上，朱国禄和王子庆请胡凤山吃饭。朱国禄对胡凤山说：
“胡师兄，你的功夫我们没法比，没什么好打的。明天你一出手我们就倒，做个样子算了，免得受伤。”
胡凤山是江苏国术馆的一等教习，那时朱国禄常到江苏国术馆学习，并多得胡凤山指导散手，多次切磋，朱国禄也确非胡凤山的对手；加之朱前面又让过赵道新，故胡凤山信以为真。
第二天，胡、朱对阵时，朱国禄一上来即以快拳连续出击，而胡凤山还想着昨天的约定，待朱国禄到了跟前，未认真防范，出拳缓慢。不想，朱国禄不仅未作倒地状，反而借胡凤山出拳较缓露出空档之际，猛然进步反劈。
胡措手不及，被打中门面，当即昏倒在地，半小时后方才苏醒。以后胡凤山悔恨莫及，气得连领奖大会也未参加。
朱国禄后来又战胜了章殿卿，得了第二名。
此次大会结束不到一个月，在上海又举行了“上海国术大赛”，三弟朱国祯参加了这次比赛。比赛中朱国祯开始连胜十场，力克名手多人，后患重感冒，体力难支，报憾放弃比赛。
但朱国福的两个学生郭世铨和李成希发挥出色，分获第11名和第12名（此次大赛获奖名次截至第12名）。朱国福并未因此而自满，每月仍利用假日去镇江从孙禄堂老先生深造孙式太极拳和八卦掌，直至孙老北返。
经过浙江省、上海市两次国术大赛的检验，朱国福的这些做法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们的认同。事实证明朱国福是正确的。
徐海洋听着宋元龙讲朱国福学习、借鉴西洋拳击的故事，不禁深深震撼，似乎找到一种共鸣。
人生的机遇就是这么奇妙，宋元龙从来没想到，他随口讲的故事会对徐海洋的人生发生一个天翻地覆的影响
徐海洋表面上，安安静静的听宋元龙讲解朱国福把西洋拳击与形意拳怎样有机结合，怎样打擂获胜，怎样培养其兄弟和学生，但内心深处，一个声音在却在呐喊：
“我要中西武术结合，我要中西医结合！”
于是一刹那间，徐海洋“武医结合、中西医结合”的信念更加坚定了！
宋元龙喝了口水，继续讲朱国福另一件大事。
那是1930年，国术馆馆长张之江率教务处长朱国福、编审处长唐豪，教授班班主任、技击队队长朱国桢、教员杨法武、杨松山、郭世铨、张长海等人前去日本考察。
期间，日本多名9段搏击高手向朱国福等发起挑战，往往都被他在一招之内打翻在地。这些高手不服气，提出拼刺刀，当时日本的刺刀术在全世界排名第一。
日本高手全身防护，如临大敌。而朱国福却艺高胆大，连面罩也不戴。日本高手大惊。朱国福轻松自若，放出豪言：
“若有什么后果，自行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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