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一阁与五桂楼藏书制度之比较
诸焕灿
（余姚市文物保护管理所）
摘要：书籍是记录史事、传播知识的重要工具，也是人类文明发达的重要标志。而书籍的传承，全靠藏书楼（图书馆）来承担，于是藏书楼就成了主要载体。宁波市的“浙东第一藏书楼”天一阁和余姚市的“浙东第二藏书楼”五桂楼在清后期至民国时期均有着较高的声誉，但两者的藏书和借阅制度有着非常大的差别：天一阁藏书的规定，即使自家子孙想要阅读阁中藏书也十分困难，而五桂楼藏书不仅专事收藏，还要求儿孙们即时翻阅，泛览百家以增长其识力；天一阁一书不得下楼，而五桂楼却向所有学人开放，作为藏书之本意。
关键词：天一阁 五桂楼 藏书制度
书籍是记录史事、传播知识的重要工具，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即使在数字文化渐趋发达的今天，书籍的地位依然如此。而书籍的传承，全靠公私藏书楼（图书馆）来承担，于是藏书楼就成了历代藏书的主要载体。
在宁波市月湖西面的绿荫深处，有一座始建于明代，被称为“浙东第一藏书楼”的天一阁。在余姚市南面的四明山北麓，亦有一座建于清代，被称为“浙东第二藏书楼”的五桂楼。这两座号称“浙东第一”、“浙东第二”的藏书楼建楼时间虽相隔约240年，但在清后期至民国时期均有着较高的声誉，只是到了近代，由于种种原因，天一阁藏书楼名声大振，五桂楼则显得较为冷落。应该说，这两座古藏书楼各有特色，各有值得借鉴之处，值得后人研究。本文拟就两藏书楼在藏书借阅制度方面做一粗浅探索，以期对现代公共图书馆建设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一
天一阁为明代宁波府鄞县人范钦（1506—1585）所建。范钦是嘉靖十一年（1532）进士，累官至兵部右侍郎，为官期间因无大的政绩，故《明史》未予列传。范钦一生唯嗜好图书，在任官期间，每到一地，即留心收集图书。嘉靖三十九年（1560），在由副都御史、赣南巡抚升任兵部右侍郎的同年十月，即因在赣南巡抚任上“黩货纵贼，贻患地方”而被御史王宗徐所弹劾，“回籍听勘”，去官归里。年五十五的范钦回家之后，即着手筹建藏书楼，时间约在嘉靖四十年至四十五年之间。建成后的书楼坐北朝南，是一排六开间两层木结构楼房，楼上收藏书籍七万余卷，各间之间用书橱分隔。楼前有池，四周留有空地，与住宅建筑相隔离以防火。
五桂楼为绍兴府余姚县梁弄学人黄澄量所创建。据《光绪余姚县志·列传》载：“黄澄量，字式筌，号石泉，诸生。师事孙磐、诸重光，笃志力学，于书无所不窥。慕远祖宋时号五桂者昆季五人并著清望，遂以五桂名楼，聚书五万余卷。”黄澄量因父母过早去世，受家事拖累，未曾参加科举考试，但他对书籍有特别的爱好，有一首《书睡》诗就是他日以书为伴的写照：“生年未卅岁，夜睡曾不足。若非书中寝，一日终蹐跼。”正如蒋清翊所说，黄澄量“器度融和，风神渊穆，整躬比于圭璧，好学甚于丹青。执卷庭中，雅同高风，带经陇畔，有类倪宽。托白苎以高歌，缄青箱而劝学。先生思宏传研之心，永念遗籝之教。留心缥素，肆力丹铅，过秦相之门便求《吕览》，入蔡邕之帐试索《论衡》，搜坠简于荒陵，受异书于神石。巨编既辑，不遗安石之碎金；小道可观，兼采寒山之片石。举凡鹿洞谈经之作，龙门纪世之文，漆园藏室之言，唐勒景差之制，以至九章算术、五垒兵图、星宫风角之渊微，王相握奇之阴奥。三乘秘藏，衍香象于元宗；九龠仙经，刊飞龟于丹帙。网罗略备，囊括无遗”。同时他认为，“积财与子孙，不如赢书与子孙”，因此，每当发现有好书，他就不惜出重金求购，买不到就抄，经穷年搜寻，“凡聚书五万余卷，别本重复者又数万卷”。为珍藏这批为数浩大的卷轴，嘉庆十二年（1807），他在宅南“创楼三间，庋藏卷轴”。因敬慕南宋初远祖兄弟五人并著清望（人称“五桂”），遂以“五桂”名楼。
在浙东地区先后出现这两座藏书楼后，因截然不同的藏书借阅制度，在读书人中的反响也不一。
为了保存藏书，范钦费尽了心思。早在建楼之前，他依据“天一生水，地六成之”的说法，取“以水制火”之义来布局设计，命名书楼为“天一阁”。到晚年，为防止藏书分散，更考虑到身后书籍保存问题，他规定了“书不可分”原则，而长子范大冲体察父亲心情，自愿放弃万贯家财，独力继承天一阁藏书。自范大冲之后，天一阁藏书就不再作为财产分配，而由其子孙共同管理，从此，“代不分书，书不出阁”，并由此产生了与家族共有制相适应的制度。
从现存资料来看，道光九年（1829）八月所订立的禁碑三种，共有条款十五项，是天一阁藏书制度中最基本规定。现将这三种禁碑的规条抄录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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