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在万历十九年战争爆发前夜，因情报的传入，浙江方面曾经有过大规模的扩军备战举措。那么，在万历二十年朝鲜战争爆发以后，浙江方面是否仍然继续扩军？答案是肯定的。今据《汰兵减饷疏》整理出万历十九年以后（包括万历二十年朝鲜战争爆发后）浙江军备调整情况，如表1所示。
表1 万历十九年以后浙江军备调整情况
结合上述战争前夜（万历十九年）的相关扩军数据可知，万历二十年朝鲜战争爆发以后，浙江方面在军备上继续有所扩充，但总体幅度不大。战船方面，在万历十九年增造99艘的基础上，浙江方面在朝鲜战争爆发后追造了154艘战船。水陆兵招募亦有持续，万历十九年所增水陆兵额为10178名，朝鲜战争爆发后增加到12017名，可见后来又追募了1839名。万历十九年至万历朝鲜战争爆发后，浙江的总体增兵幅度为38.4%。《汰兵减饷疏》中颇有价值的地方是，《全浙兵制》对浙江军饷调整情况并无具体记录，而据《汰兵减饷疏》的记载可知，浙江方面在万历十九年以后增饷13万余两，增幅为38.1%，与水陆兵额增幅大体相当。
但是，自万历二十三年明廷确定册封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这一和平方案后，浙江方面渐次废毁超额战船，裁撤所募新兵，相应的军饷也随同大幅削减。万历二十五年年初，留存的战船为871艘，废毁152艘。水陆兵方面，万历二十三年裁汰老弱兵士4000余人，万历二十四年又裁汰7900余人，基本上恢复到万历十九年以前3万余人的规模。饷银方面，万历二十四年削减军饷43170余两，次年又有所削减，至万历二十五年，军饷缩减至383327两，较万历十九年仅增加3万余两。
总体而言，在当时的东亚局势下，浙江方面在万历十九年曾经一度大幅扩充军备，但因明廷册封丰臣秀吉这一和平方案的确定，其在万历二十三、二十四年两年间又做大幅削减，至万历二十五年年初，浙江的军备基本恢复到万历十九年扩军以前的状况。万历二十五年，丰臣秀吉扬言再侵朝鲜的消息传入浙江以后，巡抚刘元霖在当时仍然抱有观望态度，声称“岛夷非真有大举情形，似不宜遽议增兵”，认为丰臣秀吉只是在虚张声势，并无马上大规模扩充军备的打算，因此仅仅在增税方面提议将全省每亩水田原加三厘仍留一厘以备缓急。
但此后朝鲜战事再起的形势渐趋明朗化，浙江方面不得不再次响应朝廷号召，一方面扩充军备，一方面调兵北上出援朝鲜。
（二）浙兵北调
明日之间的和谈活动在万历二十四年九月大坂城（今大阪城）册封典礼举行之际破裂，之后明、日、朝三方虽然做过长达十个月的和平修补努力，但最终归于失败。次年七月，日军再度大规模出兵侵略朝鲜，东亚局势再陷动荡。
在这一阶段，明朝在日本正式发动攻势六个月前的万历二十五年二月十一日就确定了出兵援朝战略，并迅速将“调兵”、“运饷”、“设官”各项措施付诸实施，因而从一开始就较为有效地控制住了局面。明朝的“调兵”措施，以大规模调用浙兵为重点。
关于当时浙兵的调用情况，明、朝两国实录以及邢玠（时以蓟辽总督经略御倭事务）的《经略御倭奏疏》虽然有所提及，但仅是一些零星的记录，其具体数据不得其详。刘鸿训为刘元霖所撰《明资善大夫工部尚书赠太子太保用斋刘公墓表》称：
时朝鲜被倭，沿海戒严，部檄数征水陆精兵于浙，驻蓟驻辽驻鸭绿，发可二万有奇，军兴且二十余万。
《墓表》指出，当时为了北援朝鲜，刘元霖从浙江方面调动水陆精兵有二万余人，随之增加的军饷有二十余万两。这份数据可在刘元霖《抚浙奏疏》中得到部分印证。
《抚浙奏疏》卷七《议停止调兵疏》：万历二十四年八九月间，当时明朝的册封使节虽然已经渡航日本，但蓟辽总督（兼理朝鲜军务）孙矿仍然提议预为设兵，要求调用浙江水兵2561名远赴辽东旅顺防守一年。刘元霖回称浙江方面此时已经裁汰冗兵，遽难响应，建议暂停调兵，待册封事定之后再做区处。
卷八《再请停开采疏》：中日和谈破裂之后，万历二十五年正月中旬，日将加藤清正率部7000余人登陆朝鲜。该消息传到明朝以后，当时的蓟辽总督孙矿建议调用浙江水陆船兵数千北上预作防备。当时朝鲜事态紧急，而朝廷却仍热衷于在浙江开矿，开矿则势必分兵防备矿盗，刘元霖指出“一意防倭犹惧不支，安能分兵防矿”，认为“今之事，防倭必不能防矿”，再次奏请停行开矿事宜，以集中兵力防倭。
同卷《条议调兵五事疏》：万历二十五年三四月间，蓟辽总督孙矿建议调用浙江水陆船兵防守旅顺口、鸭绿江。浙江当时虽然时届汛期（倭寇一般在汛期入犯中国沿海地带），但刘元霖仍然抽调了3200名水兵北援朝鲜。这批水兵由游击徐成统领，于四月十三日启程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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