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案件代号所显示的那样，这起贩毒案发生在“四一八血案”前的一个月——一九八四年的三月十六号，不过这只是案件结束的时间，而案件的开始要远早于此。
事实上，与案件本身的进程相比，这起案件的社会背景似乎更值得玩味。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早期，国际刑警组织在世界各地加大了对跨国贩毒的打击力度，国际贩毒集团苦心经营多年的“毒品走廊”被一一摧毁，这使得他们不得不开始寻找新的安全通道。而改革开放初显成效的中国也被国际毒贩们纳入了开发的视野之中。
省城是全国贸易的主要关口之一，交通便利，资讯发达。在国际大趋势的背景下，绝迹多年的贩毒案亦开始在市内出现。这很快引起了警方的关注和重视，公安局副局长薛大林被任命为全市禁毒专项打击活动的负责人。
薛大林领导的禁毒小组很快捕获到了一条重磅信息：来自于东南亚地区的贩毒集团将在本市与境内犯罪分子进行一次数量巨大的毒品交易，而交易的时间正是一九八四年的三月十六日。“三一六专案组”由此建立。
这条信息来源于警方安插在犯罪分子内部的一个线人：邓玉龙。根据卷宗里提供的个人信息，邓玉龙时年仅仅二十五岁，但已经为警方当了七年的线人。
据卷宗记载，这个精干的小伙子本来是个辍学的混混，惯于在街头寻衅滋事，并且在当年的流氓团伙中也闯出了一些名声。这样的混混往往都会走向同一个下场，邓玉龙看起来也不例外。
在庆祝自己十八岁生日的晚宴上，喝多了酒的邓玉龙将另一名混混捅成重伤，并因此被警察逮捕。他似乎难逃牢狱之灾的惩罚了。他的人生从此将走向一条无奈的落魄轨迹。
可这时却有一个人出面救了他，这个人便是薛大林——他当时还没当上局长，而只是治安大队的中层领导之一。
薛大林帮助邓玉龙的手段很简单，他更改了出警记录，将邓玉龙伤人的时间从第二日的零点零六分改为了前一日的二十三点五十六分。虽然仅有十分钟的差别，但涉案的邓玉龙由“成年人”变成了“未成年人”，法律给他的惩罚也因此减轻了许多，他仅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两年。
薛大林和邓玉龙非亲非故，他的帮忙当然是有条件的。当邓玉龙走出看守所之后，他表面看起来仍是一个不知悔改的混混，但实际上他已经成了警方的——或者准确地说，是薛大林的线人。
聪颖天资加上早年复杂的社会经历使得邓玉龙在这样一个“工作岗位”上游刃有余。他与薛大林的合作极为亲密，两个人也因此都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利益。薛大林对辖区内案件的破获率大大增加，自己的仕途前景一片光明；而邓玉龙则在薛大林的暗助下在混混中树立起了威望，并最终赢得了更高层次的“大哥”的青睐。
这位“大哥”名叫刘洪，在当年的省城黑道上绝对可称风云人物。那时市场经济刚刚放开，刘洪凭着灵活的头脑和不怕死的狠劲迅速占领了黑道市场，从最初的敲诈勒索，到后来的收保护费，再到直接参与投机倒把，他很快积累了相当的财富。有些资历的混混亦纷纷投靠，刘洪的野心也越来越大，他开始谋建属于自己的“黑道”王国。
邓玉龙便在这时出现在刘洪的视野中——后者正需要一个既能打又能混的“助手”。于是刘洪将邓玉龙招入了麾下。
警方此时已有意打掉刘洪集团，邓玉龙能涉入集团内部对警方来说无疑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而更好的消息还在后面。当境外贩毒分子想在省城建立销售渠道的时候，他们无法避开刘洪这条地头蛇，于是便主动与他进行了接洽。受到贩毒巨大利益的诱惑，刘洪决定在这桩买卖中插一手，从而在省城成为垄断销售的庄家。在最初几次小规模的成功交易之后，双方约定在一九八四年的三月十六日进行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合作。
邓玉龙及时把相关信息传送给了警方。这样重大的信息令警方激动不已，而有了邓玉龙的存在，警方行动告捷的可能性也大大增加了——此时的邓玉龙经过近一年时间的表现，已成为刘洪的贴身心腹，与境外毒贩交易的全过程几乎都有他的参与。
三月十六日当天，刘洪带着邓玉龙和另一名保镖来到了交易地点，与他们碰面的则是来自境外的三名资深毒贩。薛大林带着警方便衣人员早已埋伏在周围，只等邓玉龙发出信号之后，便可展开收网行动。
然而事情却出了一些意外。一名境外毒贩不知如何发现了警方的便衣，交易现场的犯罪分子立刻夺路欲逃，在遭到警方阻击之后，双方展开了枪战。省城警方也第一次领教了国际毒贩的凶狠，面对警方的重重包围，他们明知毫无生机也要顽抗到底，并且击伤了参战的两名干警。
行动原本可能就此失败，但邓玉龙此时发挥出了巨大的作用，他在毒贩内部的反戈一击令凶犯们毫无抵抗之力。最终包括刘洪在内，其他的五名犯罪嫌疑人全都被当场击毙。警方在枪战中大获全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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