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鸟一样飞翔
你当然知道大年初一我们会干什么，虽然那时我们还只是些孩子。我们被命令跟在大人的背后，挨家挨户地拜年，和来来往往的人打招呼，回答“几岁了”“饺子好吃么”等等需要回答三百遍的问题，给挂在纸片上的字叩头。我们被命令，不许随随便便，东张西望，不许对任何人不礼貌，显露出厌恶，特别是对瘫在炕上张三爷爷、李四奶奶，不许心不在焉，不许拿人家的瓜子和糖，不得到大人的许可绝不能要……你当然知道大年初一我们都干了些什么，因为你爷从那个年龄过来的，虽然那时我们还只是个孩子。好在我们得到了承诺，大年初一可以穿新做的衣服，晚上可以大红灯笼。要不是得到承诺，大年初一该多难熬啊！（当然，承诺也有不兑现的时候，譬如那年我的树哥哥就没有得到灯笼。初一晚上，我们谁去叫他他也不理，坐在一个角落里，把新衣服上抹得满是鼻涕。至于后来他又如何追上我们，直到我们一个个把红灯笼撞坏烧毁，如今已毫无印象。）
那一天，我们都是冒充着小大人，不打不闹，坐有坐相站有站相，声音响亮地回答“几岁了”、“上几年级啦”、“学习好不”的问题，然后获得一句两句夸赞，它们确实属于我当时刚刚学到的词：千篇一律。现在，我也是大人了，我也用那种千篇一律的话夸赞朋友、邻居的孩子。虽然多数时候并不是那么想的。在这篇文字的写作中，我还是退回到那个年月中，充当一个老老实实、有些怯懦的孩子。我能想起，自己那时是一幅什么样子。
这个没完没了的初一，我跟在父亲的后面，确切地说，是跟在无聊，无趣和腰酸背痛的后面，亦步亦趋。可晚上总不到来，有红灯笼和鞭炮的晚上总不到来——不只是晚上，就是中午和下午也比平时慢了许多，在大年初一，时间几乎时不走的，可我们得走，挨家挨户。后来四叔加入了我们，大伯和树哥哥也与我们汇聚一起，我和树哥哥悄悄地交流着鞭炮，火柴，说天上的鸟与水里的鱼，说滑冰与放野火——这一切都是在路上进行的，无论到谁家，我和树哥哥都迅速地变成大人，不说不笑不打不闹，同时响亮地回答问题，直直地站在大人们背后：说实话，我们俩在悄悄攀比，看谁更像小大人，看谁能赢得夸赞更多一些。
写到现在，飞翔还没出现，像鸟一样飞翔的人还没有出现：快了，我马上就要说到他了，他是一个大人，一个酒鬼，村上的人都叫他杨傻子。杨傻子，我没记下他另外的名字，他肯定时有名字的，但我到现在也只知道他叫杨傻子。
这个人，在我另一篇小说《乡村诗人札记》中出现过，在那里，他叫另一个名字，是村上的会计，常来我们家和我父亲下棋。我父亲总是说他，满嘴里跑火车，没个正谱——杨傻子也这样承认，他很认真地点点头，在虚心接受之后不久，火车又开始跑起来：周恩来总理酒量很大。有一个，美国一个代表团来中国，喝茅台，一人都是一斤的酒量，总理和他们一个一个地拼，最后他们都醉倒了。有一个代表，以为周总理也喝醉了，就套总理的话：我们的侦察机飞那么高，你们是怎么打下来的？你们猜！总理怎么说？你肯定猜不到！总理说我们时用鸡毛掸子打下来的！临走，那个代表团买了我们两火车鸡毛掸子，研究了半年没研究出来！或者：当年李世民杀了自己的兄弟当上了皇帝，可总是睡不踏实，这皇位本来是他哥哥的，人家死了也不干啊！怎么办？他就叫两个武将给自己把门，最后还叫魏征拿把宝剑在抗头上蹲着，一见他哥哥或者兄弟的冤魂过来，拔剑就杀！这把宝剑可有来历呢！它是姜子牙传下来的（我父亲制止住他，姜子牙不是用打神鞭么?），要不就是当年黄帝用过的，反正锋利无比，而且自己能闻到妖气。李世民大哥的冤魂不知道啊！到晚上，又忽忽悠悠地来了，舌头那么长（我父亲又出来制止，他又不是被吊死的），眼里冒着血，一见李世民马上就扑过去——他没想到魏征在抗头上坐着，早看到他了，只是在装睡！魏征挥剑就砍，李世民大哥的头就砍掉了，魏征往地上一看，吓傻了：地上有一条青龙！原来李世民的大哥才应当是皇帝！第二天李世民一觉醒来，看见地上一大片血，就明白了。魏征为什么能当丞相？就是因为这个功劳！……
这个能飞的杨傻子，是在大年初一的下午出现的，其实在上午他已经出现过两次或者三次，但只是在路上或者某个爷爷的家中碰到，他嗑着瓜子，顺手抓两块糖，丝毫没有显示出能够飞翔的任何迹象。一点儿迹象都没有！他和往常在我家出现时一模一样，唯一不同就是那天他换了一身新衣裳，如果非要找什么不同的话。他还是那么天马行空，满嘴跑火车，瓜子和糖都堵不住他。
我和树哥哥，我们这些孩子北大人牵着像两条疲惫的影子，挨家挨户，无数次拒绝人家递到手上的瓜子，枣和糖。我们说不要，不要，用眼睛的余光盯着各自父亲的脸，然后继续不要，不吃。我必须按住自己心里伸出的小手，将自己装扮成小大人的模样，我想我的树哥哥也是如此。其实他要是伸手拿过四奶奶递过来的糖，我也肯定伸手了，但他却紧紧地把双手用力插在自己的兜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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