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我的爷爷，我并没有太多的印象。在我记事的时候他就躺在炕上，反复地，用含混的声音喊痛。我很少去他的屋子，我的哥哥们也是，那里是一个恐怖的所在，有着刺鼻的气味和低气压，如果不是父亲母亲多次催促，我们一步也不想靠近。父亲说，我们家生意的不佳就是从我爷爷病后开始的，之前可不是这个样子，他一病倒，家里便进入了晦气，何况他在屋里的声音也阻挡了不少的人。也许是这样的。我记得在爷爷病重的那一年，尽管父亲端上了他最有灿烂感的笑脸，尽管父亲为那些进入我们家院子的客人们忙前忙后，但真正住下来的人很少。他们有各种指责，有各种的借口。爷爷的呻吟是他们指责的理由之一，我大哥说，来我家住店的那些人，只要他们一挨上床，就是你在他的耳朵边上吵架他也不会醒来，就是雷打在房顶上也不会醒来，但父亲不允许我大哥这样说，即使不当着客人的面儿。“不说说说说废话会会会憋死你你你？”
爷爷给我最深的印象是他的死亡。即使躲在众人的后面，我还是清晰地看到了他死前的样子，瘦得吓人，苍白得吓人，而且，鼻孔里面不时地涌出一股股黑红色的血，父亲用苞米的皮一遍遍地擦拭着却始终擦不干净。那时他已经不再喊痛，他早没了喊的力气。他甚至没有了喘息的力气，裸露的肚子在那里轻轻起伏，变得短小的阴茎一点点地渗出黄黄的尿液。我躲在众人的背后，他们说着一些旧事说着如何料理爷爷的后事，请谁谁谁给谁谁谁所丧要买什么东西谁谁谁家的要在锅里烙两张多大的小饼……我觉得爷爷能听得见他们的说话，可他们不管这些，而是一路说下去，他们早早地把我的爷爷当成了一个死人。后来有人突然说，“死了死了，老大，老二，你们上房上喊三声，饼烙好了没有？拿过来。”然后一阵忙乱。我大伯出去了，但他没有喊，而是推了我父亲一把，我父亲上去了。那夜外面黑得可怕，有着一种特别的粘稠，仿佛有一些更黑的影子在里面晃动……爷爷的死是我第一次接触到人的死亡。这些年，经历多了，生生死死也见得太多了，可是，我对他的死还是留有特别的印象。现在我也时常静下来想象自己的死亡，想象我死亡的方式，想想我这一生——我还得提到那个词，悲凉。它延续着，弥漫着，在我的房间里。
死后的爷爷留给了我们那家旅店。当时，还不能叫旅店，其实后来也不能，但我父亲坚持叫它旅店，如归旅店。我父亲总说，我爷爷当年如何如何，当年这房子如何如何……说实话我无法想象出当年的如何如何，从我开始有了记忆之始，我们家的旅店就呈现着衰败。二哥也是这么说的。
我们分得了这家旅店。四叔说我的父母用尽了阴谋，用尽了各种方法才得到了这家大车店，在他的嘴里，在我四婶婶的嘴里，我的父亲很有些不堪，他善于和自己的兄弟勾心斗角，善于见财起意善于落井下石。当然我母亲对他们也没什么好话，可我父亲从来没说过什么，他不许我们提家里的这些事儿，一句也不许，不当着他的面也不许。他只是，和自己的哥哥与兄弟保持着一种有距离的疏远，见了面，也客客气气，像对待一个陌生的客人。
我们分得了这家旅店，它在交河镇的东南，与大运河、滹沱河还有着相当的距离，和官道也有着相当的距离。民国建立了不久，还是新的，模糊的，我们不知道它能不能长久下去，住店的客人时常带来一些让人感觉混乱、不安的消息，它们塞进我们的耳朵，我父亲则让我们把这些都掏出去。那些混乱和不安也许或多或少地影响到他，但他不关心这些，不想关心这些，这些都过于遥远。他关心的，只是这家旅店。他想要的，只是，我们一家人怎样过上好日子。
如归旅店。它只是一家大车店，本质上如此：大车店本来是没有名字的，不应当有名字的，可我父亲坚持并要我们一起叫它，如归旅店。好像有了名字，它就有了档次，有了品味，有了高贵，有了和下等人的区别。为了这档次和品味，父亲可做了不少的事，用了不少的心思。他请西门里的薛大夫为我们的旅店写了店名，并定制了一块匾悬挂于我们家的门口。匾高近一尺，长三尺，选用的是一块很好很厚的松木，然后用大漆涂成棕黑色，而上面的字则用金粉勾边——它花掉了父亲很多钱，要知道，我父亲一向善于精打细算。匾上的字很粗很重，父亲说，那是颜体，然而薛大夫来给我大伯看病的时候纠正了我父亲的说法，他说自己写的是魏碑，加了一些王铎的笔意。（那天，薛大夫很有些兴致，他一边给大伯看病一边和父亲聊天，他和父亲谈起祀天的陈设，然后又谈及祀天的乐章，老先生在我们面前摇头晃脑：瞻仰苍穹兮维穆清，万物资始兮众冯生，一阳初复兮徵乾行，肇修元祀兮昭功成……父亲也跟着摇头，晃脑，一副陶醉的样子。之后他们说到薛大夫的字，听了我父亲的夸赞，薛大夫点点头，笑眯眯地望着他，很是煞有介事：你知道楷书有几种字体？被问的父亲也很是煞有介事，略有些紧张，像一个回答老师问题的学生，眼睛盯着先生手里的戒尺：颜，柳，柳柳柳……欧，欧赵……薛大夫更眯了眯自己的眼，又追问了一句，它们具体有什么区别？父亲期期艾艾，再也回答不上来了。在薛大夫走后，我父亲坚持他是对的，那就是颜体，也许加了些其它，但主要还是颜体。他在请薛大夫写匾的时候就是这样要求的，颜体。是薛大夫搞错了。在许多事上，父亲有着同样的嘴硬。）那个名字和“巨大”的匾实在与我们的旅店太不相称，就像一个穷人非要穿一件丝质的长衫，用一块肉皮抹一抹出门前的嘴唇，它常常成为我们被人嘲笑的理由。我恨那块匾。我的哥哥们也是。我父亲还把店里的大炕毁了，代替大炕的是七张木板床，并且有了褥子和床单。父亲还曾用白灰对店里的墙壁全部粉刷过一次，它雪白得让人惊讶，可这惊讶只保存了一天。第二天它就开始面目全非。上面落满了臭虫和它们的血，鼻涕，黑色的脚印，有的地方还有尿渍。它们那么分明，肮脏。在背后，我父亲咬牙切齿地大骂那些住进店里的人，可在他们面前，父亲还得端出一幅难看的笑脸。他对那些人说别这样别那样，最好别别别这样，最好别别别那样，可却没有任何的作用，他的话根本进不客人的耳朵。除了这些，我父亲还做了许多的事，许多事都是无用的，或者从头就是错的。
但他是一个自以为是的人。他不允许我们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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