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以为那个夜晚永远都不会过去，永远没有尽头，它太漫长了，漫长得让人感觉一夜真的可以长于百年，它长过我的一生，让我除了黑暗不会再有新的看见。我苦苦熬着，在绝望的粥中，如同一块砸开的骨头，我已和它混在一起，混成一体，充满着绝望的汁液……时间，一秒是一声滴答，在滴和答之间的距离被无限地拉长，里边是一些无聊、无奈和让人烦躁的填充物，如同腐坏的柴草，被脏水浸透的旧棉絮，剪不断，理还乱，而越来越重的困倦让我根本伸不出手来清理。那么多的神经都被裹在旧棉絮里，可还有一根弦却在绷着，时不时会刺一下，痛一下，它被称作是恐惧……
这根紧绷着的弦也曾断过。可它能够那么坚韧而迅速地再生，再次连接起两端，然后绷得更紧。听着蟋蟀的叫，听着站岗士兵来来回回的脚步，听着黑暗里父母和哥哥们并不舒展、并不均匀的呼吸，我突然感觉无比孤单。
孤单来得极为突然，也极为剧烈，我知道他们都在，可是，我还是感觉到孤单，他们的在并不减少我正感受的绝望和恐惧，一分一厘也没有减少，我承受着属于我的那份儿。当时，我以为，这个夜晚和它深重的黑暗都永远不会过去，一夜长于百年。后来，我经历了那么多的世事沉浮，经历了那么多的可以忍受和不堪忍受，最终还是活了下来，活到现在，应当说，得益于那一夜。在一些巨大波澜中，我身边有人如此，他们把自己生命结束得卑微而草率，我理解他们，但我知道自己不会。有了那一夜，我知道我不会。
那夜终于过去了。“终于”，可不是一个很轻的词，我知道它的分量。我先是听到了鸡鸣，然后，黑暗变淡变灰，有了乳白，有了淡淡的光，有了清晰的物……那一夜，过去了。日本人开始忙碌，出出进进，大声地说着什么，把洗漱用的脏水倒在粪堆上……父亲拔起自己的脖子，他紧张得颤抖，但日本人并没有发现。不，日本人也许有所察觉，他们有强烈的预感，未卜先知，入木三分，我们看见他们朝我们房间走过来——
“你，出来。”他指的是我父亲。我的头有种炸裂感，它飞离了我的躯体，飞向了遥远的高处。在那一瞬间，我还发出尖叫，可是并没有声音出现，它也许被我的舌头堵在了口腔的里面。
在指过我的父亲之后，那个人，还用目光一一瞄过我们其他人，我们一起低下头去。“你。”这次，他指的是我大哥。
他们是如何走的，现在也毫无印象。那段时间对我来说是空白，我的头被炸碎了，让我无法听见也无法看见。说是空白也不算确切，我仿佛记得母亲的哭，我们的哭，和对母亲的拉扯。似乎有人说，只要他们不跑，不反抗，就不会死，他们是为皇军做些事儿——这也许是我添加在记忆里的杜撰，这个“似乎”或许并不存在——我曾多次想把这段空白的记忆找回来，依靠了推理和想象，但它还是那么模糊，仅能搭起一些纷乱无序的碎片。记忆，有选择地遗忘了那一段，模糊了那一段，让我无法再次找回。
那一天，留在镇上的许多人都被带走了。我们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能够去哪里，我们还有无机会与他们再次相见。
“他们打沧县，把抓来的男人们绑到树上，一个一个都给捅死啦！姚官屯边上那片枣树林，每棵树上都拴着一个死人，地上全是血。”
“他们给人灌辣椒水，把他绑在门板上，一碗一碗地灌，等那个人的肚子实在盛不下的时候，就有一个人跳上去踩……”
“我叔叔回来说的，他躲在草垛里了……日本人把老人、孩子都带了出来，带到打麦场里。有个日本兵，脱光了膀子，拿把刀，就像砍瓜切菜，从一个边上一刀一个，地上滚的都是人的脑袋……孩子早傻啦！日本人蹲下来，摸摸他的头，笑着和这个孩子说话，孩子只是哭……他把那个孩子的头砍出了很远，血一下子就喷了，地上有很多的血。我叔叔看见，一个老头儿竟然挣开了绳子，跪在孩子的脖子底下，一口一口，喝那孩子流出的血……日本人等他把血喝得差不多了，大喊一声，也砍掉了他的脑袋。老头的脑袋一直滚到草垛的边上，眼睛瞪得愣圆，我叔叔吓得差点儿没喊出来！要是喊出声来，他的脑袋肯定也没啦！……”
“刚过门的小媳妇，就让他们给祸祸了……临走，他们用刀，唉，别提多惨啦！”
……街头上，流传的都是这类的消息，或者哭声，就像某种瘟疫的蔓延，它更让人不安，生出更多的牵挂和绝望。母亲、我、二哥，我们三只没头的苍蝇嗡嗡飞着四处打探，画过一个又一个的圈儿，把腿都跑得肿了，把脚都磨破了，可是却并无特别的进展。我们遇到的，是同样失去了头的一些苍蝇，除了让我们知道有更多的人被抓走和交换哭声之外，就是分道扬镳，把刚刚画过的圈儿再画一遍。
二哥首先找回了自己的头，他将头安插在脖子上，那样，就有一些脑子还可以用。他走出不断重复的圈儿，得来了消息：父亲和大哥没死。他们在贺庄子边高岗上为日本人建炮楼。看来日本人是想住下来啦。母亲长长叹了口气。这个消息，让我们暂时放下了石头，又悲又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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