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河镇上一片慌乱。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实在想象不出一群人的慌乱会是那个样子，真不知道该怎么样去描述它。
它使交河镇的尘土飞扬，人口也似乎多出了几倍，若不然就不能有那么多的叮叮当当，洪流一般的人声嘈杂。那些人喊狗吠的声音席卷过来，让人几乎站立不住，让人感觉，自己是处在地府的门口，有股巨大的风要把你吸入其中，而你的身体只是一片树叶。在门口，我们也看到了那些大呼小叫的人，他们背着包裹，拿着锅盖，拖着绳子或口袋，牵着自己的孩子，笨拙而慌张地跑着，仅仅是他们的脚步就足够扬起烟尘。四叔冲着人群跑了出去，他被裹在人流中很快便不知去向。
我们也快收拾一下。“快走。”母亲说，她倒还有些小镇定，“千万别忘了米。我去拿包袱。”我们忙乱起来，母亲指挥我们，这个别带了，这个太重了，先藏到一边去，这个得带上。这个也要。被子被子，把棉袄带上，谁知道得多长时间，遇到什么样的天啊。外面的嘈杂还在延续，院子里的马也跟着叫成一片，有几个住店的人飞快地套好了马，跑出了院门，他们都没给店钱——父亲似乎想拦住他们，但只是向外望了望，并没有出去。“别别别别让让他们顺顺顺走我我我们的东东西。”父亲重重推我一下。
可等我们收拾完，把所有能带的都收拾在一起，父亲拦住正要走的最后一辆马车，然后对我们说，你们走走走走吧。快快快。
“那你呢？”
“我我我我得看看看着店店点。我我我没事。”
我们好说歹说，焦急的赶车人也在催促，但父亲坚持，他留下来。这个店不能离了人。没什么事，他自己会小心的。
“你不走我也不走。”大哥跳下了车，站在父亲的身后，这时，四叔和四婶赶过来了。
“你们咋还不跑？都什么时候了？！”四叔冲着我母亲喊，“快走，一起走！”
我母亲说：“你二哥犯邪啦，就是不走。”
“走，你给我走。”四叔把我父亲抱起来扔到马车上，“先顾命吧，再不走就走不了啦。发什么神经啊。”
可是，父亲用手扶着车帮，将屁股探出来，然后把双脚落在地上——他落得不是很稳，马车在他落下之前就已经动了。“你你你们走走走吧。不不不不用管管我。”
“你这个人，就这么认钱？它真有那么重要？！”四叔喊得声嘶力竭，他的眼圈红了。他想下去再把我父亲拉上来，但四婶和我母亲一起拽住了他。赶车人甩响他的鞭子，那时，交河镇已经布满了恐惧、死亡、战争和不安的阴云，它们那么黑那么重，把空气压得那么稀薄，把交河的城墙也压低了几寸——和我们非亲非故的赶车人只想着尽快逃离。那一刻，我有种不祥的预感，我觉得父亲已经变成了纸片，我觉得，他把自己交给了死亡，我们将再也看不到他。
在打扫院子的父亲小了下去，似乎小到了泥土里。
然而大哥的消息并不确实，整个交河得到的消息并不确实，日本人并没有在那天打到交河，他们走向了另一个方向。有人说他们是顺着滹沱河打过来的，然而没有过河，又顺着河一路打了下去。也有人说，他们受到了阻击，损失惨重，就在河边暂时休整一下，打到交河只是早晚的事儿。据消息灵通的人士透露，日本人去打天津了，去打德州了，那里屯有民国政府的部队，好像是67军和40军，交河这一带他们没放在眼里，所以我们就躲过了此劫……不用再罗列种种消息了，它们多得像槐树上的叶子，一直真真假假。我们几乎半个交河的人都躲在北郝村南铁脚沟的一处芦苇荡里，伏着身子，半蹲或者趴着，大气不敢出……我们在里面躲了一天一夜，直到第二天上午，确定日本人没有进交河才敢出来。苇丛中，蚊子多得就像人身上的汗毛，躲也躲不开，甩也甩不掉，无论如何拍打，把自己的身体缩在带出的衣服和包裹里，它们都可以见缝插针，肚子里装满黑红的血，鼓胀得让自己的翅膀无法将它提起。还有那股潮气。它是热的，黏的，从下至上。开始还没太大的感觉，但会越来越重，直浸到骨髓的里面去，让人从里面开始腐败，从骨头的缝隙中生出长长的霉丝。潮气还可以作用于你骨头的关节，像被浸泡在浊水中的玉米饼，它肿得厉害，木木地痛。打铁的祥晖叔，在我们得到消息日本人真的没有打进交河平安无事的时候倒了下去，他倒下去的声音像摔落了一张旧鼓。等人们把他架起，他就只剩下出的气了。四叔说，他的肚子里憋了太多的怕气儿，这样一撒，连原来的气儿也跟着撒没了，不死才怪。祥晖叔，是我们交河第一个死在日本侵华战争中的人，可他，连日本人的样子也没见过。
父亲见我们回来，既没有惊讶也没有激动。他打扫着，空荡荡的如归旅店比我们离开之前干净多了，那股牛马屎尿的气味也淡多了，牲口棚的里面被垫上了一层干干的土——我们离开的这一天一夜，父亲应当一刻也没有闲着，即使旅店里没有一个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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